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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句话说清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阳明心学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知行合一”。那么知行合一到底是什么呢?

王阳明解释“知行合一”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

王阳明说“知”“行”,认为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二者是合一的,但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知与行的规定是相互包含的。“知行合一”正可以从“知”与“行”两方面进行阐释。

知是行之始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首先是要纠正世人对“知”的错误认识。一般人往往将“良知”视为一种理性认识,所以会将“知”与“行”分离开。

王阳明则认为不可能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以《大学》中的一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解释真知行: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

这是王阳明所谓“知是行之始”的真义。人一旦对某物产生“真知”,必然同时生起好恶之心,此好恶之心便是“行”,正是王阳明所说的“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而此“行”是与“知”合一的。后来王阳明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

良知只是个好恶,而好恶又属行,可知良知便是知行合一之本体。“知是行之始”,“知”便是良知,它天然地包含了行在内。

王阳明用“行之始”去释“知”,首先说明了良知并非知识,因为知识并不天然地具有转化为行为的需求与欲念,将良知当作知识只会导致知孝知弟而不能孝不能弟的后果,这是将知与行分为两件了。所以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知”必然会驱使人去“行”,因为王阳明说的“知”指意念、意识、意欲等知觉形式,他对知行的讨论已大大超出了认识论哲学的范畴。王阳明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也。”(《传习录》)

良知并不完全是理智之知,更多的是属于本体的喜好与欲求。良知既是道德理性原则,又是道德情感原则,是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的统一。所以王阳明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传习录》)

在弟子陆澄担忧儿子之病时,王阳明劝导说: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传习录》)

可见情之中和即天理良知。

良知并非预先有什么知识或认识,如果认为良知是先于行为或事物的知识,则必然会产生一种错误认识:

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生不行,亦遂终生不知。(《传习录》)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破除这种错误认识。

王阳明将良知比作明镜,认为圣人之心就像明镜一般,其性质只是一个“明”,所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已经过去的事物的影像不会还存在于镜子中,镜子中也不会映照出还没出现的事物。也就是说镜子中并不预先存在事物的影像,只有事物在镜子前时才能反映出真实的相貌。

同样的良知也不预先具有对事物的知识,只有事物来临之际,才会自然生出如何对待事物的意念,如见善事自然会生起喜好之心,见恶事自然生起厌恶之心,见君主自然生起欲忠之心,见父兄自然生起欲孝弟之心。而人有欲行之心必然会付诸实践,成为现实的行为,就如同人渴了必然会喝水,饿了必然会吃饭一样。

王阳明认为如果人的心全无人欲,完全是纯粹的天理(也就是良知),是个诚于孝亲的心,那么冬天时自然想着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如何使父母温暖的道理;夏天时自然想着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使父母凉爽的道理。有此知必有此行,一切出于自然,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义。

行是知之成

人的良知是先于外物而存在,因此也就先于“行”而存在。但是在遇事物之前,良知只是个虚无本体:

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所以“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

只有在与事物相遇感应后,良知才会以“行”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真实的实践,良知也就无由体现。

不能体现于行的所谓“知”不是真知,而只是闲说话,正如王阳明所说: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

可见,人的良知不仅必欲表现为行而后快(知是行之始),而且只有当它表现为真正正确的行为后,良知才真正实现和证明了自己,所以王阳明要说“行是知之成”。

人人心中都有先天良知,这良知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即对善恶的好恶。王阳明认为人心本来是喜爱道德的,就像眼睛本来就喜欢美丽的色彩,耳朵本来就喜欢动听的声音。但当人的心被私欲遮蔽时,人对道德的喜爱就消失了。人的先天良知会被后天人欲所遮蔽,这个时候人的良知虽然并非不存在,但却不处于明觉的状态,就如同青天被浮云遮住了,此时良知往往是自发而非自觉的发生作用。

要使良知从本然状态走向明觉,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欲扫除廓清,一毫不存。以镜譬之,则如王阳明同黄绾、应良所说:

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玄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以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有一点明处,尘垢之落,固亦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传习录》)

王阳明早年讲学,教学者静坐,在心上下功夫。四十三岁至南京后,发现有些弟子从此流入空虚:

客有道自滁游学之士多放言高论,亦有渐背师教者。先生曰:‘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传习录》)

因此王阳明改就笃实践履,教人作省察克治的功夫。正如王阳明所说:

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

事上磨练,正是“行是知之成“的另一层意思。若没有事上磨练的行的功夫,使良知由本然状态转变为明觉状态,则良知必然变成口头上的学问,可能平时的思想是好的,但遇到事情时便会犯糊涂。

《传习录》中记载了这么一次对话: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传习录》)

据此,可见王阳明所谓事上磨练,虽然是进行道德践履,但并非要在事物上求理。与后世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并不相同,只是要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要磨炼自己的良知感应,便如磨镜一般。人的良知本无不明,只因为私欲所阻,因此不在明觉状态。而事上磨练就是在实践中时时处处于具体的事情上存天理去人欲,使良知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即“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因此认为不能离了日常的行去讲学求知,如《传习录》曾载:

有一属官,因久听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

看来王阳明所谓事上磨练,所谓行,还只在一个“存天理,去人欲”,要使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有所偏倚,不要过分。这便是“中和”,便是“心体”,便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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