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关系角度剖析，为何越是幅员辽阔之古国，近代化道路越艰难

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踏遍七大洲、四大洋，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之时。

对于那些底蕴相对深厚，没有在前几轮打击中，彻底灭亡的古文明来说。

如何“救亡图存”，快速完成近代化与工业化，无疑就成了当时最急迫且尖锐的议题。

然后，纵观世界近代史，一个古怪且反常识的现象便出现了。

一、历史包袱

面对机器的轰鸣，以及舶来的思想文化。

越是源远流长、幅员辽阔、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进步的道路似乎越曲折，越是顽固守旧。

反倒是一些蕞尔小邦，居然能够很快地适应变化，抓住机遇，得以发展腾飞。

所以，这是为什么？

按照常理，不应该是历史越久，经验教训越多，国家越大，可用资源越丰富吗？

同样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文明，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到底哪里不如日本？

一样是伊斯兰的虔诚信徒，凭什么埃及阿里改革后，能把宗主国奥斯曼，打得一败涂地？

再看欧洲，列国都是基督世界的一员，怎么松散、弱小的德意志，就能在俾斯麦的带领下迅速崛起。

而曾经很强大，号称“欧洲宪兵”的沙俄，却会在19世纪后期，日渐落后于世界潮流，最终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

对于此类情况，我看到书籍或作品，大多都会很笼统的，将之归因于“历史包袱”。

然后再扯几个诸如“船小好调头”、“传统文化束缚”、“旧势力太强”之类的话术，基本就算是一锤定音了。

这种简单而直白的结论，或许不能算错，但至少也是批判有余，论述不足的。

毕竟理论上讲，任何正确的观点，都是可以用缜密的逻辑，辅以详实的资料，进行推导的。

如果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确实对文明的近代化，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那么其中的过程，或者说作用机理，又是什么样的？

好了，到此为止，本文提出的疑问已经够多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尝试分析解答。

二、普世价值

想要深入理解“历史包袱”的问题，首先肯定要了解历史本身。

古代虽然有民族，古人也有朴素民族感情。

但是在近代以前，全世界的民族意识，都是发展不充分的，长期居于次要地位的。

换言之，就是民族主义，在当时并不存在。

这主要是因为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力，古代的人口流动规模极小，生产模式也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

所以，对于那些这辈子，可能都出不了村子的广大民众。

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共情族人亲戚，却不太可能为了陌生、遥远的民族同胞而拼命。

请注意，这个结论很重要，是本文的逻辑基础。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阅读一下上篇文章，此处就不多赘述了。

那么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生产力基础，造就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样的呢？

当民族大旗还不具备足够的号召力时。

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东西方，全都具有很强的普世性。

比如华夏的儒家，儒生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首先秉承的是“天下观”。

所谓“天下”，字面意思即“天底下”。这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地理概念，有点类似于现代语境中的“全世界”。

而后《春秋繁露》又强调：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翻译过来，就是在儒家的认知中，华夏的皇帝，是全世界唯一具有天命的统治者。

所有政治实体，包括边疆之外的蛮族邦国，必须得到皇帝册封，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或者也可以这么认为，儒家自认为自己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终有一天，是要指导全人类的。

因此，孔孟学说的传播，不受国界、民族、语言、风俗等因素的阻碍。

汉家子弟可以追随先贤，化外蛮夷也能践行儒道。

最终大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围绕在天子周围，或直辖，或朝贡，或羁縻，构建出稳定的天下秩序。

再看同时代的西方，基督教作为一神教，虽然常被人诟病不够宽容。

但实际上，这种不宽容，仅仅只是针对异教徒而言的。

宗教的敌我划分，相当简单直白，根本性原则只有一条，你信不信神？

信了，就是朋友，不信，就是敌人，至于民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反而不是很重要。

各邦国、各民族，都可以通过皈依，团结在教廷周围，成为基督世界的一员。

这一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下罗马时代，著名宗教学者奥古斯丁的论述。

他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经典的“两城论”，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两座城市，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

虔诚的教徒居于天上之城，能得救赎，而异教徒则居于地上之城，早晚下地狱。

其他成熟的宗教，如伊斯兰教，情况也与之大同小异，就不赘述了。

那么这些内容，与开篇的“历史包袱”、“近代化阻碍”，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儒家、基督、还是伊斯兰，其本质，都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能够跨越国家、民族界限，在不同人群中，建立起广泛认同的。

华夏天子，能够基于儒家道义，招揽外族精英效力。

汉朝的金日磾，南匈奴，唐朝的“天可汗”称号，明朝的李氏朝鲜，其凝聚力皆源于此。

西方教会，能够举起上帝的大旗，协调各邦国、各民族共同生活。

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百姓，成分极其复杂多样，习惯、语言更是千差万别。

然而正如《俄国社会史》记载，这些欧洲君主们，取用君权神授思想，号称：

“新任君主，或承先人之业，或被选举而出，其手中之权杖皆为上帝所授。”

于是在宗教光环下，各民族可以甘心携手，为统治者们所驱策。

甚至某些强悍帝国，还能同时横跨多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有效统治，比如清朝与奥斯曼，这个下文再讲。

总之，无论今天的我们，如何对宗教、儒家等文化大加抨击，不屑一顾。

也不得不承认，古代世界，正是因为被这些意识形态笼罩，多民族、多元化国家的构建，才会变得异常简单。

比较极端的情况，甚至于一个君主的统治区内，没有主体民族，也不会对稳定产生冲击。

可是，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庞大的传统帝国，如同不适应环境的恐龙，逐渐走向灭绝。

而新崛起的民族国家，也开始像哺乳动物那样，慢慢占据生态位。

三、民族主义

简单来说，一方面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流动大幅增加，熟人社会开始瓦解，陌生人社会日渐成型。

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频繁交流，文化差异无可回避，族群认同急剧上升，这是根本原因，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此日渐稳固。

另一方面是欧洲新兴的市民阶层，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宣称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

否定了君权神授，当然是进步，可问题是，谁是人民？

你说效忠国王，你能找到国王本人，你说效忠人民，这个词如此宽泛，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就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吧？

于是市民阶层以语言、历史、文化划分人民的边界。

这是直接原因，民族主义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扩散开来。

以上内容，用简练的话概括一下，就是近代化必然激起民族主义，并且导致旧君主垮台。

然后很多传统的多元化、多民族帝国，情况就变得很不妙了。

最不能适应新时代变化的，首先是没有主体民族的旧政权，比如哈布斯堡王朝。

其治下生活着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等几十个民族。

根据帝国1910年的人口普查，这些民族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口占比超过20%。

而奥斯曼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这个庞然大物，领土范围横跨欧亚非三洲。

大致包括今天的埃及、希腊、约旦、保加利亚、巴勒斯坦、马其顿、罗马尼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北部海岸等地。

如此辽阔的区域，相信大家仅仅只是听到地名，大概也能够想象，其内部民族之复杂了。

所以，奥匈帝国被戏称为“布娃娃帝国主义”，奥斯曼被嘲笑为“西亚病夫”。

他们的统治者，难道就真的如此迟钝，不知道工业化的强大，以及民权思想的先进吗？

说到底，所谓“时势造英雄”，改革之利，非不知，实不能推行也。

这些旧王朝，一旦迈上近代化的道路。

首先，维系各民族统一之“君权神授”旧君主，必然垮台，即便他是改革的发起者。

其次，旧君主垮台留下之思想真空，必然为民族主义所填补，王朝大概率会分裂解体。

而且这种分裂，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

换言之，瓦解了，就是瓦解了，再也不会出现历史上“分分合合”的那种轮回了。

为了便于大家更深刻地理解相关内容，下面我想谈一下19世纪中期。

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外交家、大政治家，主政哈布斯堡王朝的梅特涅亲王。

此人对于近代化的看法，就非常之深刻。

2011年，一位名叫赛迪维的捷克历史学教授，收集了大量原始档案。

并撰写了《梅特涅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一文，发表于《欧洲历史评论》刊物。

这篇论文中，引用的许多史料，很直观明了地反应了这位伟大亲王，对时局的看法，本文摘取其中部分案例，供大家参考。

案例一，19世纪前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奥斯曼帝国也在尝试变法图强。

然而对于这种自救运动，梅特涅却常常表现得非常悲观。他认为：

“宗教是凝聚奥斯曼的纽带，苏丹改革时，应考虑历史和传统，并将宗教，作为其权力基础和与臣民联系的纽带。”

换言之，奥斯曼的变法，是绝对不能碰伊斯兰教的，否则就是自毁根基。

与之相比，案例二的点评则更加尖锐。1829年11月4日，英国布朗德号军舰上，举办了一次由多国大使参加的社交晚会。

由于时值第八次俄土战争战败，奥斯曼的权贵试图讨好西方列强。

俄土战争

于是他们迎合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在聚会上大量饮酒、打牌，和女士一起跳舞，公开践踏穆斯林的生活守则。

这种见闻让梅特涅十分担忧，他说：

“权贵们公开违背 《古兰经》训诫的行为，尤其令人遗憾。”

甚至于这位大政治家还认为，这场宴会带来的后果，会比割地赔款更严重。因为：

“帝国最终的统治力量，依赖于它的神权原则，一旦这个原则被削弱，整个统治基础就会受到冲击。”

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奥斯曼依托于伊斯兰而存在，无伊斯兰，则无奥斯曼。

对于这个旧世界的大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动摇民众宗教信仰，更可怕，更危险的了。

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近代化的风险，以及难点所在了吧？

当多元化、多民族，尤其是没有主体民族的传统王国，与西方的坚船利炮发生碰撞时，面对的完全就是个死局。

进一步粉身碎骨，退一步万丈深渊。

而另外的一些大国，有主体民族，但主体民族不占压倒性优势，情况就明显好些。

比如19世纪末的沙俄，当时俄罗斯族人口比例，通常认为在60%至70%左右。

沙皇俄国

于是改革与变法，虽然导致地方分离主义风起云涌，但统治还能勉强维持。

直到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内部才出现连续爆破，濒临瓦解的现象。

再看一些小国，运气就不错，比如德意志与日本。

由于其治下民众，均质化程度很高，最终反倒能够后发先至，迅速完成近代化。

所以，回到本文开头，为什么世界近代史，一些蕞尔小邦的表现，明显更亮眼、更优秀？

归根结底，这和领土大小，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不过是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恰好更能适应人类文明的这次版本更新罢了。

他们想要进步，只需全身心与列强周旋，模仿学习即可，不必担心后院起火。

而多民族传统政权，则还要克服两大难关。

一是必须推翻不愿改革，或者只肯进行有限改革的旧君主。

这些人是完全无法指望的，社会基础已经决定了其上限，即在不改变统治结构的基础上，谨慎引进部分技术。

这种表面上的工业化、近代化，如同裱糊匠一般，最多只能粉饰一时罢了。

二是在推翻旧君主后，必须解决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否则冲突，乃至长期冲突极容易爆发，战火蔓延之下，任何伟大构想，都难以实现。

大国尚且如此，若是国小，民族还复杂，那更是可怕的灾难，世界上并不缺乏这样的案例。

四、另一种可能

所以，哪怕时至今日，大家统计下工业国、富裕国的名单。

也能够发现，榜上有名的，基本都是单一民族，或者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这是何等可怕、残忍的近代化陷阱。

工业建设，需要广阔、有序的市场，需要足够的人口，需要稳定的环境。

大国更容易够提供这一切，却很可能会因为内部巨大的差异性，无法承担其带来的后果。

而部分小国，虽不必担心后果问题，但狭小的疆域、有限的人口，潜力终究不足。

单一民族自立门户后，受困一隅，穷苦潦倒的讽刺案例，也不是没有。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即能推进近代化、工业化，又能够不激发地方分离主义呢？

不少国家、地区其实也是进行过尝试的，此处简单讲一下。

最出名的，就是大家熟知的康米。

上文曾提到，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首先是巴黎的市民阶层，推翻了国王，并宣称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统治者要效忠人民。

然后是革命者的疑惑，谁是人民？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都是法国主人吧？

最后市民阶层用历史、习俗、文化划分人民的边界，发展出了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因势利导，制定一个标准。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大家已经共同生活那么久了，彼此间也非常熟悉了。

那么不管富人、穷人，既然都讲法语，吃法棍，干脆就共享权力、共担义务，从此亲如一家吧。

可是正如近两年很流行的一句话：

“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很多时候，民族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甚至富者巨富，穷者赤贫。

于是另一种思想产生了，弃用语言、习俗、历史，以阶级划分人民的边界如何？

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了，以苏联为例。

沙俄崩溃后，按照正常情况，俄国是会瓦解的，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类似趋势。

但阶级共同体暂时阻止这种潮流，苏俄建立之初，其理论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沙俄是各民族的牢笼，大家搞分离是正义的，是反压迫，民族有自决权。

第二，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苏俄已经消灭了压迫，民族矛盾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分裂不如统一，既然已经没有民族矛盾了，还搞分离，那就是叛贼，天下共击之。

新的普世国家从此建立，不但原有的领土基本盘能维持，还可以用国际主义，继续向外输出价值观。

苏联，包括后来的南联盟，捷克斯洛伐克，都是这种情况。

如果仅从分裂与统一的视角切入，碾平各民族的自我意识，以阶级代之。

确实是当时，很多无主体民族，或者主体民族占比不够的国家，继续维持的最现实的方法。

或者退一步讲，也是将瓦解的时间，推迟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