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人没有黑暗｜国际盲人节

国际盲人节

中国有近1300万视障人士，我们很难在公众场合看到他们，他们有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中间还有太多偏见需要消除。

黑暗是不存在的

广州的盲道超1100公里，对阿冲来说，用得上的，有时还不到30厘米。比如珠江新城地铁站，两条繁忙的地铁线带来了拥挤的人流，走到站厅，一脚踩到盲道的话，阿冲可以在头脑中找到B出口的方向。

继续往前，来到分叉处。微弱的光亮对比，会确认他走向了正确的B1通道，而不是他从未踏足的B2。

阿冲的视力只有0.01，世界在他面前只是影子的深浅，光亮的明暗。眼睛贴着iPhone 5的屏幕，唯一可以看清的，只有时间。

这是去少年宫的路，出了地铁，还有四条马路要过，没有红绿灯，行人和车辆互不避让。在明眼人看来，这样的路对视障人是危险重重的。

不过，10月的一个周末，南都周刊记者在阿冲的带领下，轻巧地避开了抢路的车辆，占道的障碍物，没有围栏的水池，从少年宫一个不足一米的封闭小门，转入电梯。

在少年宫三楼的教室里，阿冲成了12个小孩口中的竹虫老师。他们要做一个叫做Hello Darkness的游戏，带上眼罩，体验盲人的“黑暗”。孩子们散落在各个角落，每个体验者被引导着，完成四次击掌，游戏就结束。

孩子们对竹虫老师充满了好奇，问他作为盲人的各种不便利和痛苦。竹虫老师是河北人，体格粗壮，但时常保持着一种柔和的笑容。坐在孩子中间，他耐心地澄清一些刻板印象，盲人并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也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竹虫老师自己在20岁这年学会了单车，竹虫老师的台球可以赢过很多明眼人。

后来阿冲告诉记者，眼睛看不见，从来不会造成痛苦。痛苦，来自于人。“他们预设你是盲人，所以你就得怎么样。”这种痛苦不仅来自于被规定和被安排，帮助也可能是一种误解和偏见，那同样是痛苦。

阿冲是展融文化空间的发起人，这是一家由视障人士发起的公益机构，它的目的不是呼吁公众关爱视障群体，而是消除偏见。展融的活动，大多由视障人和明眼人共同参与。一种非常罕见的情景是，明眼人不带路，而是视障人走在前面。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有1263万人视力残疾。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国家。不过，我们极少在街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人们觉得，你一个盲人，应该呆在家里，出去很危险，你就慢慢地失去了这种探索的能力。文化观念加上环境不友好，共同作用下，你就觉得外面是恐惧的。”

一个小女孩用特别哲学的思维问，竹虫老师，你怎么理解黑暗？

竹虫老师笑了笑，说，黑暗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全盲——这个数量只占视障群体中的十分之一——也不会活在黑暗里，世界有一点点亮，像黎明前，灰蒙蒙的感觉。

阿冲在阳光下玩滑板

看不见这个世界，未必是件坏事

时间回到1989年，河北一小县城旁的村子里，8岁的阿冲跟伙伴们在树林里追逐。飞机从头顶隆隆飞过，追逐飞机的孩子们，一窝蜂向西边涌去，高喊着：“在这呢，在这个呢。”

阿冲说：“不对，在东边，声音明明从东边传来。”

事实证明，阿冲错了。他还不知道，声音每秒才340米。

阿冲清晰记得，这是第一次，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听，他们是看。同样是一秒钟，340米和3亿米，这个差距可大了。”

也是在这一年，他明确了一个事情，他的视力有问题，而且可能治不好。

阿冲属于先天性小眼球，这不是病，是发育过程中没长好，上帝造就了它的样子，不具备治疗意义。

不过眼睛并没有禁锢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有一次，他跟姐姐打闹，一头撞上墙柱，眼睛贴着一张纸，上面有一个奇奇怪怪的符号，贴的越近，符号越清晰，原本疼痛和嚎哭，一下子就忘记了。他问爸爸，这是什么？

爸爸告诉他，“那是字”

“字干什么的？”

“用来写春联的”

“那它可以写名字吗？”

就这样，阿冲开始在趴在沙土上学写字。一本字典，但看不清。不识字的母亲就把字画出来，阿冲对照着抄。

上学是12岁的事情，在县城里的特教，每周阿冲坐着拖拉机或者柴油三轮车，哒哒哒地进城上学，非常威风。学校原本是间聋校，1993年招收了5个有视力障碍的孩子。开学第一课，语文老师问他们学哪种文字，盲文还是汉字？5个人开始嘀咕。爱听收音机的阿冲知道，文字是跟世界交流的工具，“盲文这东西，一般人又不懂，没用。咱们要跟别人学一样的。”

最后3:2的民主投票让老师大为高兴：“你们选得好，我也不会盲文。”

于是，5个孩子开始了把脸贴在纸上的学习生涯，铅笔灰把脸涂得像包公。

特教的老师给阿冲留下了受益终身的影响。“老师教会我最好的东西，就是要求跟普通学生一样，字也要一样的漂亮。”

这原本是个简单而朴实的教导，多年以后，它积淀成阿冲心中的某种理念，用来撬动所谓盲人和健全人之间存在的边界和隔绝。

特教只有三年，阿冲不得不回到家里，即将成年的他，对人生感到不知所措。闲赋在家，他悟出一个道理，“不劳动不做事，你没有说话的份儿，甚至吃肉的权利都没有。”

2003年，北京同仁眼科医院的医生明确告诉他，花多少钱，也医不好眼睛。他拉着疼爱他的舅舅和妈妈，冷静地说，走吧，我们回家。

这年秋天，他揣着700块钱，坐了2300公里的火车，从北方萧索的秋天来到酷热的南国。走出广州火车站，两件衣服已经濡湿，但听着粤语，他终于感到了一种兴奋，未知世界从未如此开阔。

视障徒步

逃离按摩店

最初在广州的日子里，阿冲写信回家，告诉妈妈，这里冬天很美好，树叶还是绿的。他附上一片树叶，寄回河北。

但在这个城市，生活却是另一种面貌。

“大力发展盲人按摩事业”几个字几乎写在每一个有关视障群体的政策里，90年代以来，按摩店在中国遍地开花。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一批一批的视障人，进入到这个行业。

按摩店是每个视障者的宿命。阿冲也没能逃过。

阿冲一天六点起床，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客人并不会那么多，但按摩师们不得不随时候着。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一个月也没办法体验一下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

每天吃两顿，带毛的猪皮，和南瓜萝卜一起煮，看上去有荤有素，但阿冲的胃也很快崩溃了。那样的腻味，至今还给阿冲造成阴影。如今他只吃素，只有牛肉能勉强接受。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痛苦压在身上，还有行业里的朋友同事和那些仅仅认识的人。阿冲见过劳猝死，按摩床旁边，按着按着，倒地了，再也没有起来。一问身边的按摩师朋友，大家都见过。

阿冲看过《推拿》的电影和小说。比起小说，他更喜欢电影，因为电影才是真正把这个群体的压抑展现出来了。

换一个视障人开的店？很遗憾，也不会好。2006年离开广州，阿冲开始一种逃离式的漂泊，他去了佛山，东莞，北京，深圳……十一年里，跑遍了全国。最后不得不回到广州，他终于屈服。“不会有哪里是好的了，放弃吧。”

那是2014年，他眼睛红肿了一个星期，老板不知道盲人也会眼镜疼，不允许他休息。刚好有个倡导残障青年权益的夏令营在广州举办，阿冲索性辞职了。夏令营里，他第一次知道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一次看清自己的处境。

夏令营跟常规的关爱残障者不同，这里不送钱和物品，不讲爱心，而是“让你了解，你有与生俱来的固有尊严，以前没有人告诉我，我有什么权利。”

别把我绑上按摩床

他们终于跟普通人一起笑了

阿冲就是在那次夏令营认识杨破的。杨破有先天性白化病，视力0.2，他从贵州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没能进入主流职场，转而加入了公益圈。

在珠江公园下，两人从白天聊到晚上。最终决定一起创办展融文化空间，基于视障者自身的需求，去探索视障者所能抵达的边界。

与众多公益机构不同，展融是少数由视障者自己发起的机构，他们基于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不是呼吁社会关爱视障者，而是鼓励按摩店的人们，走出来，世界并不危险。

阿冲对此有亲身经历。2004年他刚来广州时，有一天需要出门买洗发水。原本安排要陪他出行的人爽约。他鼓足勇气，自己走出门。原本只有5分钟的路程，他最终在街头焦急地徘徊了一个小时。

当洗发水买到手里时，阿冲豁然开朗，一个人出门，你不会死的。为什么要依赖别人呢？

洗发水瓶握在手里，握成一种自由。

展融刚成立，就举办了一次联合寻宝。2014年年底，他们在中大校园里组织了寻宝大赛，活动要求视障者要走在前面。用这种方式鼓励大家，你原来可以跑的，你可以获得一种叫做快感的东西。

事实上，所有展融的活动都是双方一起参与。阿冲说：“你看得见，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因为我对你也可能有偏见。那不如你一起玩，那我们彼此了解。”

在阿冲看来，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够美好，是误解与偏见不断放大，不断叠加，最后变成了解不开的结。

后来，一行人还组织了跨城和跨省的徒步，他们认识了一位无论如何也要请他们吃饭的餐馆老板，也碰到了一位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他们进门吃饭的餐馆老板。

他们组建了滑板小组，在广场上驰骋，摔倒，欢笑。阿冲倒地的场景被拍下来，做成了表情包。

最让阿冲激动的，莫过于他们跟健全人一起，在影院里买票“看”了《美人鱼》。电台主持人泽宇用阿冲DIY的消音麦克风，把视觉口述成语言。美人鱼在办公室刺杀邓超一段，“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歌声中，后排的普通观众在爆笑。同一时间，泽宇对整个刺杀过程的口述，也传到了阿冲他们的耳朵里，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这场爆笑才得以同一时间发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