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的意思及由来（“炎黄子孙”称谓的来龙去脉）

秦文

“炎黄子孙”是海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 但其雏形“黄炎之后”、“炎黄苗裔”、“黄帝子孙”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 这些都是“炎黄子孙”称谓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 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炎黄时代没有文字, 也不可能有“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这样的名词, 但却为后世此类名词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 诸子争鸣, “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淮南子·修务训》) 孔予称赞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死而民畏其神百年, 亡而民用其教百年”, 庄子认为“世之所高, 莫若黄帝”。《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田寺, 祭黄帝;作下田寺, 祭炎帝。”大约半个世纪以后, 齐威王铸敦铭记“高祖黄帝”, 自认为黄帝子孙。《国语·鲁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 以明民共财……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 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 说明舜、禹皆为黄帝之后。《国语·周语》说:“唯有嘉功, 以命姓受祀, 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忄舀淫之心间之, 故亡其姓氏。……夫亡者岂系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秦汉时期是“黄帝子孙”等称谓出现并得到认同的时期。汉高祖刘邦编造了赤帝 (炎帝) 子斩白帝子的故事, 为以汉代秦制造舆论。汉初黄老学盛行, “百家言黄帝”。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率10余万大军北巡朔方, 归途中“祭黄冢桥山”, 开创了黄帝陵祭。王莽代汉时自称黄帝之后, 声称“姚、妫、陈、田、王凡五姓者, 皆黄虞苗裔, 予之同族也。”真正把黄帝华夏始祖之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翻开《史记》, 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在司马迁的笔下, 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 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 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 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司马迁坚持大一统历史观和民族观, 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 上承“百家杂语”, 下启二十四史, 对于国人自称“黄帝子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汉元帝、成帝时, 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时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亦云“《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 这说明“黄帝子孙”一词在汉代主要是指圣贤明君, 并未泛指平民百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称炎黄之后者不乏其人。贵族墓志中祖述炎黄者不胜枚举。这么多人竞相自称炎黄之后, 未必合乎历史事实, 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 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 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 甚至远祖炎黄二帝, 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 无一不祖黄帝”。宋王朝尊奉炎帝为感生帝, 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与宋对峙的辽统治者自称炎帝后裔。《辽史·世表》曰:“庖羲氏降, 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 王畿之封建有限, 王政之布氵劐无穷, 故君四方者, 多二帝子孙, 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 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魏晋以降至清末以前, 虽然炎黄二帝备受尊崇, 但“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却隐而不显, 很少使用。究其原因, 大概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较淡, 对炎黄二帝均尊崇文化性大于血缘性, “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较小等因素有关。古代中国是“王朝国家”, 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王朝国家更需要的是本朝本宗之祖, 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说:“远祖非一, 不可遍追, 故亲尽而止。”窃以为“炎黄子孙”一词的含义与使用, 可能经历了一个由直系到旁系, 由贵族到平民, 由血缘到文化, 由实指到泛指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 尽管炎黄二帝在古代备受尊崇, 但其“文明初祖”和“帝王鼻祖”的形象较之“民族始祖”的形象更为突出, 故而“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无法成为普遍使用的称谓。

甲午战争以后, 列强侵华加剧, 清廷治国无方, 中华民族危机, 民族主义传入, 长期蛰伏不显的“炎黄子孙”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 频频见诸于书刊报纸, 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改良派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 而革命派则是真正的主导者。二者虽然同样使用“炎黄子孙”, 但含义却明显不同, 改良派认为“我国皆黄帝子孙”, 革命派却认为“炎黄之裔, 厥惟汉族”。以“发明国学, 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国粹学派, 视黄帝为国粹、国魂。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 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 落叶恋本根。”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 驱彼白种贱, 大破旗汉界, 谋生皆自便。”清末“炎黄子孙”称谓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反清革命的兴起与胜利, 另一方面在促使“炎黄子孙”真正成为国人广泛使用的自我称谓的同时, 又缩小了“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 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辛亥革命后, “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 “炎黄子孙”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 国人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全体, 均皆黄帝之子孙”的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候。“炎黄子孙”称谓终于在抗战的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 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 同为中华民族儿女, 国难当前, 惟有抛弃一切成见, 亲密合作, 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 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 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 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 弘扬炎黄二帝伟绩, 激励军民抗战士气。陈子怡先生在《中华民族, 黄帝子孙, 一耶?二耶?》一文中指出:“非黄帝子孙者, 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 而无论何姓, 皆黄帝子孙矣”, “所以后世之人, 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中认为, “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 是很有道理的。”表达了对“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称谓的认同。

“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 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因此, 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 “炎黄子孙”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