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西安一九三六年惊心动魄“双十二”）

当周恩来急匆匆赶到机场时，载着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

同行的还有宋美龄、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同机陪同的则是刚刚在这里搅起巨大风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四点，随着这架飞机飞离西安，张学良永远离开了这座古城，但却将一段大放光彩的历史留在了这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连同12月12日那天算在一起，这场惊天动地的“兵谏”前后共历时14天，这是1936年最惊心动魄的14天。

华清池西安事变大型实景影画《12·12》剧照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1936年12月12日晚，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张学良再次通电时，依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尽管当天，中共中央已先后两次收到张关于“西安事变”发动的电报，中央也同时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了这一消息，但这一惊天巨变的发生还是实在太令人吃惊了！

尤其是“扣蒋”，远远超出了还在陕北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想象。所以直到当晚，他们依然发电询问张——是否真的把蒋介石扣留了？

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毕竟到此时，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正式接触也仅仅只是这一年年内的事。而在此前一年的1935年，双方则还是你死我活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对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几乎同时，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

红军能否在陕北生存下去，关键在于能否打破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因此从当年10月起，红军先后发起三次战役：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三大战役以红军的完胜而告终，东北军则损失了将近三个师。11月初的直罗镇战役，更是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红军光俘虏就捉了2000多人。

三大战役尤其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在陕北稳稳地站住了脚。被红军优待的东北军俘虏，返回后则积极宣传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让张学良意识到“剿共已属无望”。他曾自述说：“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如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张学良开始想法和红军接触，力图停战自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中央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党史专家、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教授说，这些发生在1935年年底的事，都为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月，经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的主动联络，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见到了67军军长王以哲，和闻讯后驾机飞来的张学良。2月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了两军互不侵犯等三项口头谅解。3月5日，李克农又和再次驾机飞抵洛川的张学良，达成了双方负责人尽快在肤施（今延安）见面，互派代表到友邦等约定。

在此期间，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电台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尤其是身处前线的彭德怀和王以哲之间甚至可以就军事问题直接联系。为了保密，双方还约定了主要人物的联络代码，如从2月17日开始，张学良为A111，王以哲为A555，高福源为A666,毛泽东为A333，彭德怀为A222,李克农为A444。

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相会在延安城内一个教堂，34岁留小胡子的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38岁留大胡子的周恩来。

袁武振教授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双方长谈了6个多小时，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共产党在外“逼蒋”、张学良在内“劝蒋”的共识。双方所谈还包括派代表赴苏、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内容。也就是从这次会谈起，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给张学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再次在延安会谈。此次会谈，所谈比上次大有深入，包括西北大联合，两军协调行动，联合其他军阀力量等问题。

与此同时，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合作也积极进行。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峰见杨虎城时，双方订立过通商和交通问题的口头协议。1936年6月后，当杨虎城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介石收买”后，彻底意识到蒋对自己包藏的祸心，他和中共联络的步伐也随之加快了。

8月下旬和9月上旬，杨虎城在西安先后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杨虎城表示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

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

张学良、杨虎城在分别与中共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及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也逐渐消除了隔阂，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到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即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并协助张、杨改造军队，共同为抗日作准备。

因此，进入1936年秋天后，在陕西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并正积极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

袁武振教授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逼迫，1936年秋冬在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也肯定会发生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最终会演变到“扣蒋”这样的剧烈。

“先抓起来再说”

1936年冬，蒋介石先后两次驾临西安，一次在10月份，一次则是西安事变发生的12月。

西安事变大型实景影画《12·12》剧照

首先是10月22日至10月29日。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说，蒋介石10月份西安行的目的是：力挽西北“每况愈下”之局势，完成彻底消灭“共匪”之大志。

10月2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召见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剿共”计划。又分别召见张、杨，面授“剿共”机宜。当天下午，蒋又在张、杨的陪同下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极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声称“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不愿意“剿共”的张学良，曾在华清池劝谏蒋，并提出“停止内战，率众抗日”的主张，但遭到蒋的喝斥。蒋叫嚣道：“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侈谈抗日之事。”10月29日，蒋介石离开临潼乘专列抵达洛阳，并调集各路大军向西北集解。

石八民主任说，在蒋走后，共同的抗战诉求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两人对蒋的怨言越来越多，在联合“劝蒋”等方面已有了更多共识。

如果说蒋10月份来陕还带有劝说加威逼的意味，12月份再度来陕则是带着“震慑”督战的决心。用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资震慑，而挽全局”。

在一个多月内奔赴太原、绥远、济南等地的联络和调兵遣将后，12月4日，蒋介石一行乘火车由洛阳抵达临潼。紧接着，军政部次长陈诚以及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被蒋电招先后来到西安，中央军十几个师也受命西进，陇海路上战车滚滚。

12月5日，蒋在华清池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要么服从“剿共命令”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要么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和福建，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进剿。

中央军的“西进逼迫”，蒋介石的最后摊牌，确实给了张、杨极其强烈的“震慑”。

石八民主任说，这也把与红军已达成停战协定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逼到了绝路上。如果按照蒋的指令继续“剿共”，不仅违反与红军的协定，也不能共赴国难；而如果不遵蒋的指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必须调离陕甘，蒋的中央军就将开进陕西，不仅“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将被分化、瓦解。

蒋介石给的两条路，张、杨均无法接受，但也仍没放弃“劝蒋”抗日的主张。

12月7日上午，张学良到华清池晋见蒋介石，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张痛切陈述利害，蒋则坚持“剿共”，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怒气冲冲地“训斥”张年轻无知，拍案大叫道：“现在你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华清池五间厅——蒋介石下榻处

当天下午，张给中共中央去电，电邀叶剑英火速来西安“有要事待商”。但当时，中共中央却没有从电文中读懂张的用意，直到10日才复电告知，叶剑英要15日才到西安。因此，张学良没能在“兵谏”发生之前，和中共中央实现协商。

12月8日上午，在张学良的建议下，杨虎城也到华清池行辕劝蒋，但亦未果。

最激烈的一天发生在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万余学生在城内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又向临潼进发。蒋知道后电令张学良加以阻止，如果学生不听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急匆匆赶来劝阻学生，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表示要“誓死收复东北”。在“张与学生等声泪俱下”，张学良承诺“代学生请愿、一周内给学生答复”后，学生返回西安，才没有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

张劝退学生后再赴临潼面蒋，痛切陈词，但却遭到了蒋的臭骂，二人之间争吵激烈。张学良后来曾自述说“骂我骂得很厉害”“大骂我一顿”“把我激怒了”。

石八民主任说，最早在12月8日，张、杨之间已经沟通过“兵谏”“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等到12月9日晚最后一次“苦谏”“哭谏”失败后，张、杨就最后下决心对蒋实行“兵谏”，“兵谏”正式提上了日程。

12月10日开始，张、杨间开始商谈“捉蒋的方案”，并分别调兵遣将。按照分工，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请蒋”，十七路军负责解决西安城内的国民党武装，并扣押军政要员。

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政要员紧急军事会议，宣布了“兵谏”计划。当晚12时，张学良赶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两人共同坐镇指挥。

“兵谏”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扣蒋”，既要确保行动成功，还千万不能伤害了蒋。当晚，张学良给每个将领布置任务时都反复叮咛：“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对承担抓蒋任务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张专门叮嘱说：“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闻知“兵谏”计划后，所有将领均没有异议，唯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提出了一个似乎从没人关心的问题：“抓起来之后怎么办？”张学良手一挥说：“先抓起来再说。”

12月12日凌晨，“兵谏”按计划在西安和临潼同时打响。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蒋介石没想到，1936年12月份的西安“震慑”之行，最后会反遭张、杨的“震慑”。

“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批（披）衣，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响。”蒋介石在后来补记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日清晨“事变”的发生。

当日清晨，包围了华清池的东北军按计划发起了行动。蒋介石只有一个排兵力的警卫部队，很快不敌东北军参与行动的300多人的攻击。蒋仓皇间“越墙而出”，向华清池后山——骊山狼狈而逃。

当孙铭九等人摸到蒋的下榻处——华清池五间厅时，五间厅人去房空，唯蒋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还在。这一“意外”，吓坏了现场指挥的东北军将领白凤翔、刘桂五、刘多荃，更吓坏了在西安新城坐镇指挥的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迅即下令：“搜山”。

黑暗中慌不择路，穿越荆棘吃力爬上骊山东约500多米远后，蒋藏身于一块巨石后。约7时天色微明，蒋被搜山部队发现。当得知发动袭击的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后，蒋大松了一口气，后来就很顺从地被孙铭九等人簇拥下山，随后被“请”到西安。

骊山蒋介石藏身处

相较临潼所发生的意外，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行动异常顺利，随蒋而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30余人均被扣，驻扎在城内的中央军警宪特等全部被解除了武装，西关外机场也被控制。

当天上午，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兵谏”发动同时，张学良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去电，在通报蒋介石、陈诚等均已被扣后，急切地询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2日晚24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同时告知：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

12月17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在西安七贤庄中共代表驻地稍作停留后，即赶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并与其进行了单独交谈。为了方便和各方面人士打交道，周恩来专门剃了胡子。当张学良见到更显年轻的周恩来时，甚表惋惜地问：“你的美髯呢？”

张学良公馆

18日上午，周恩来由红军驻杨虎城部代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了杨虎城。

袁武振教授说，周恩来在到西安后不到20个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了基础。

但此时的南京方面却是战云密布。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讨伐”，指挥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推进，并轰炸渭南县城。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4日和20日，蒋的私人顾问端纳和宋子文先后飞到西安，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面见了蒋。12月22日，宋美龄在听取了飞回南京的宋子文和端纳的汇报后，又同两人飞抵西安。经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轮番劝说，蒋的态度逐渐松动。至此，围绕西安事变的各方均已了解了他方的主张和需求。

石八民说，12月23日至24日的谈判，主要在张学良公馆的西楼会客室进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23日宋子文谈，24日宋美龄加入）进行谈判。经过两天的艰苦努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周恩来先后两次面见了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25日当天，蒋介石还专门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训话。杨虎城事后向周恩来复述了蒋的原话：“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同样在25日，虽说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在如何放蒋的方式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当周恩来尽力协调三方意见，当天下午想再和张学良商量时，却意外地得知，张已亲送蒋介石飞往洛阳。

周恩来放下一切，急匆匆赶往西安西关机场。但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飞机已经起飞。

无论如何，这场惊天动地、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归和平解决了。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从陕北撤防，将肤施城让给红军。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此并改名延安，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袁武振教授说。

“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石八民主任说。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此后，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举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8月22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120、129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一年后的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1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西安事变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三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西安事变旧址——骊山兵谏亭

华清池西安事变大型实景影画《12·12》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