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5日，当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首轮开打之前，恐怕所有中国人都是带着满心期许和壮志豪情去憧憬中国女排的又一次辉煌之旅，尽管缺少了球迷的助威，尽管队长朱婷伤病未愈、前途未卜。但好像只要郎平在、女排精神在，结果都不会太差。

事与愿违，中国女排首战0-3负于土耳其队、次轮0-3惨败美国、第三场2-3惜败俄罗斯，虽然后两场分别以3-0战胜意大利、阿根廷，但已经无济于事，小组赛淘汰，创下1984年以来奥运会参赛最差成绩。随后，9月1日，功勋主帅郎平宣布卸任。“老女排精神没了”、“中国女排膨胀了”、“社会宠坏了，找不到北了”、“只知道代言赚钱，训练都没时间了”等等声音此起彼伏，中国女排极不情愿的再次进入小冰河时期。

面对如此窘境，虽然郎平选择了所谓的引咎辞职，但经历过老女排令人心潮澎湃的“五连冠”，看到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到如今，30多年来中国女排从波峰到波谷的起起伏伏，她对中国女排的未来从未怀疑。因为郎平知道，“排球运动从来都是一代一代继承发扬的，想打好排球，就要学会接受竞技体育的自然法则，成绩的起伏，球员的更迭，但在整个过程中，追求最优秀的自己这样的精神时刻不能改变。”

这份看透规律、看清现状后的淡定从容不是一天两天唾手可得，它是一代代中国女排人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的结晶，是从失败里总结、从学习中汲取、从发展中感悟出来的真谛。

很多人以为，它的起始时间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所向披靡的“五连冠”算起，但事实上，时钟可以再往前拨回20年，在那个中国体育百废待兴的年代里，周恩来总理和贺龙老总的关心与指导让本不起眼的中国女排，从一个名字慢慢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符号，而这其中，一个日本人的出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篇文章，一次任命，给新中国体育带来了希望

“东亚病夫”，曾经是扣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老百姓头顶上挥之不去的梦魇，一顶屈辱至极的帽子。但随着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中央领导，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们看来，摘掉这个帽子已经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而且是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要摘掉。

想法一出，就要加紧落实。这时候，一篇诞生于1917年的文章再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那就是毛主席在当年撰写的名篇之一——《体育之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首部描写体育运动、认真仔细解读体育运动与中国之发展的文章，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可以说是已经为中华民族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相当了不起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标准，其精髓十个字“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不但在当时，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的思想指引下，新中国体育有了根，有了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理论的形成、体育事业的进步即将成为新中国上上下下摆脱贫弱，走向发展的重要基础。

1950 年，毛主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把全中国的体育事业重新摆到战略层面。两年后的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不过，体委主任的位子还是空的，谁来当好呢？谁又能当好呢？

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胸有成竹，因为他已经和毛主席商议出了一位最佳人选，那人就是和自己一起建立西南军区体工队的贺龙！

说起“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贺老总，其威名可谓是如数家珍。他出身贫寒却为人豪放仗义，嫉恶如仇、革命精神强烈。从反对北洋军阀到湘西护法，从“八一”南昌起义到反蒋反“围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几十年的历练风风雨雨，让一介武夫最终蜕变成了一位坚定的马克主义战士！

当然，毛主席和邓小平选定贺龙做体委主任可不单单是看中了这些。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的贺龙，18岁就身手不凡，做了洪家关的“武状元”。带兵打仗之后，更是很早就发现锻炼身体之于打胜仗的重要性，“练好身子，战胜敌人”就是当时他的带兵口号。

备战时期，将手下的兵集合起来，教武术，练射击，爬山、打猎、体育操，游泳、骑马、爬树、摔跤、打拳击，可谓是十八般武艺各显其能。要换做现在，这些军队里的佼佼者，参加个奥运会的十项全能比赛估计也能至少得个名次啥的。

贺老总在体育方面的管理才能在湘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再一次展露无疑。他最早积极响应毛主席“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组建了一支勇往直前的“战斗篮球队”。战争时期选择篮球组队，是他认为：在当时能够知道的体育项目当中，篮球是相对来说最为激烈的一种，残酷战争所需要具备的体力、智力、毅力、意志、纪律、技战术等在这项运动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综合应用。

为了让军队里的更多人有机会通过篮球锻炼身体，更好的备战，贺龙身先士卒，有了时间就积极的同大家“大打出手”、切磋球技。为了能将篮球打好打明白，贺老总还在比赛之后带着大家举行总结会、讨论会，哪里打得不好，哪里打得出彩，哪里值得借鉴，哪里需要改正，都在会上一一指出，一一解决。

他时常同“战斗篮球队”的队员强调：打球不简单，和打仗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对手和面对敌人没有什么区别，技术首先得过硬，不能到了球场再临阵抱佛脚，就像打仗不能凭一时之勇三脚猫功夫一样；意志品质也必须如钢铁一般锚定，如果刚一对阵就怵对手三分，那在球场上就是必输无疑，放到战斗中那就是死路一条；团队精神是获取球场胜利最重要的砝码，勠力同心、配合默契、战术得当，才能掌握主动马到成功，之于战场那就是“兄弟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是在战争年代看到了贺龙对体育的重视，对体育的了解，在确定新中国体委主任的时候，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意见才高度的一致。即使这样，邓小平在最终确认的时候还是费了不少脑细胞，讲究了一些战略战术。

尽管邓小平心里已经很明确贺龙是体委主任的不二人选，但作为常务副总理，他还是把这个想法告诉周总理并和他认真商议。贺龙和周总理的交情那自不必多说，从南昌起义开始便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总理对贺老总的人品、能力和在体育方面的才能才干更是不容置疑，于是，周总理很快便同意让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做通他的工作。

打电话的那天，邓小平可谓是准备充分。当时，身为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还在自己办公室翻看资料，电话铃突然响起，那边的邓小平开门见山，“中央想让你去当体委主任，发展咱们国家的体育事业”，贺龙一听马上回问邓小平，“这个事儿毛主席有什么的意见么？”早有准备的邓小平就等着贺老总问出这句话呢，因为，就在通话之前，邓小平除了和周总理商议之外，当然也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觉得贺龙就是那个能够将他的体育发展理论落到实处，落到新中国发展中的不二人选。

因此，邓小平平静地回答：“毛主席十分赞同你来当这个主任。”贺龙这脾气，一听说毛主席都表示了赞同，那自己还有啥二话，他当即坚定地表示：“既然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让我干，那我还有啥说的，干就完了！”

贺龙上任了，新中国体育事业从此有了掌门人，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有了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一个看起来水到渠成的决定，奠定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基，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为中国女排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掉‘东亚病夫’的称号 ，扭转体育落后的局面”

都说历史更看重结果，但在贺龙和中国体育这里，过程和结果同样令人难忘。新官上任三把火，贺龙，这位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的体育之火，烧得很精彩！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被称为是一届空前成功的奥运会典范，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也第一次受邀参加这次体育盛会，但由于蒋方代表那边从中一再作梗，邀请电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奥运会不到一天就要开幕了。

尽管周总理坚定批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但仓促的准备之下可以想见，这次的参赛更多是政治层面的展示，在竞技层面我们则看到了自己体育发展的巨大差距，这也是国家体委之后不久便正式成立的重要原因。作为体委主任，一位懂体育的元帅，贺龙深知体育发展对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国家、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东方大国有多么事不宜迟。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中央修建北京体育馆，“发展体育没有体育馆，就像战士上战场没有枪一样”。尽管这样的提议受到了党内许多以国家穷没有钱为理由的阻挠，但好在毛主席高瞻远瞩，他说“这不是瞎扯淡么？一个国家建一个像样的体育馆有什么错么？我们要搞体育事业，连个运动场所都是没有，不行”。于是，北京体育馆作为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事后，毛主席也对场馆的建设高度评价，对贺龙上任之初就有如此魄力深感欣慰。

有了场馆，就要有比赛，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贺龙再一次向毛主席建议，想搞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本就对体育事业重要性谙熟于心的主席当然十分赞同，“建国也有些年头了，但咱们中国人不能只知道闷头搞生产，锻炼身体发展体育运动也很重要，没有强健的体魄那什么去建设国家？”第一届全运会由此诞生，全中国的体育健儿在国内有了同场竞技最好、最大的舞台，大家切磋交流，比学赶帮超。时至今日全运会已经十四届了，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

有了场馆，有了比赛，体育事业发展不能缺少人才。国家体委建设之初，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这些人才哪个都缺，但在那个很多人连体育事业是啥都没搞清楚，跑跑跳跳也能叫事业的年代？谁愿意加入其中便是最大问题。贺龙可不管那一套，常年军事指挥的经验让他从不怀疑人才的重要性。后来的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何振梁便是那个时候贺龙钦点的人才之一。

何振梁那个时候只有二十三四岁，但他在中央部委里的名气可不小，年纪轻轻就精通英、俄、法等多国语言，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可是难得的人才，外交部差一点就先一步向周总理要人抢了先。这在同样求贤若渴的贺龙这里哪里过得去，雷厉风行的贺老总当机立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何振梁这人我要定了，主席和总理让我搞体育事业，我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一位在后来中国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何振梁，就被贺龙硬生生的抢到了体委，这从我们后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奥运会的申办、主办来看都是举足轻重的！

解决了基础性问题，贺龙便按着他搞体育事业的目标奋起努力，“我们想要彻彻底底摘掉‘东亚病夫’，这个压在我们身上多年的称号，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全盘扭转体育事业落后的尴尬局面！”

除了上面所说的解决了场馆、赛事和人才的问题。1954年，中国自己的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队、游泳队等也相继成立，贺龙亲自督办、亲自指挥，队伍建设迅速得到完善，成绩也是逐渐提高；体育事业发展，宣传阵地也是相当重要。贺龙为此申请发行我们自己的体育类报纸，他特地请来毛主席为我们的第一个《体育报》亲笔题头，《中国体育报》1958年顺利发行；他还在当年提出了那一句著名的“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我贺龙死不瞑目！”的口号。

多年过去，当斯人已逝，当中国已经在从世界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的道路上飞速前进，这句口号还在我们耳边萦绕，不是因为中国足球还在打扰贺老总的在天之灵，而是因为中国女排已经给了他老人家深深的欣慰……

周总理的这次邀请 让他成为中国女排不能忘记的人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在周总理和贺龙老总的全力推动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于体育的了解越来越多，对于体育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今非昔比。但想要全民体育意识增强，竞技体育出成绩激励同样重要，建国之初，我们的竞技体育在世界上能拿的出手的实在有限，选择哪一个项目着重发展是摆在国家和体委面前的重要课题，一个是乒乓球、一个就是排球！中国女排！

作为后来中国体育精神传承的代表，中国三大球中至今唯一获得过世界冠军奖杯的运动队，那时的中国女排还只是新鲜出炉、敢打敢冲，但在成绩上相比世界强队差距明显。50年代，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身材矮小，体质不行，搞大球运动那就是自己和自己玩玩儿而已。但周总理不信、贺老总更不信，他们说，“还没打还没练怎么知道自己不行？我就不相信了，你看日本那些女运动员个子不比咱们还矮吗？他们能成世界冠军，我们凭什么就做不到？”

60年代，日本女排经过著名主教练大松博文针对性极强的精心调教，从默默无闻的球队一跃成为世界冠军，创造了连胜175场的神奇，获得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女排冠军。“东洋魔女”的称号风靡全球。

在那个中日邦交还未正常化的年代，周总理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外交实力让大家抛开成见，成功邀请大松博文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女排训练1个月，别看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但这恰恰成了日后中国女排破茧成蝶勇夺“五连冠”，成为全民偶像的基础所在。

据当时参加过训练的几位老队员回忆，大松博文的出球力量相当之大，被他击出的球打中，球员们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经过几次训练，队员们都感觉是下了地狱一般，又或是在刑场上走了一遭。毕竟此前她们从未接触过这样高水平、高强度的专业化训练。

但现在回头看，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和世界冠军教练的“亲密接触”才让我们女排的教练员、运动员知道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才知道了周总理所强调的“大松博文就是要让队员在训练中超预期的训练，才能在真正的赛场上游刃有余”，这也是作为体委主任的贺龙所推崇的，和上阵打仗一样，你在练兵时把战场的残酷想在了前面，在真正的战场上你才有生的可能，才有胜的权利！

大松博文，中国女排某种意义上的奠基人，我们不能忘记；周总理、贺老总，我们中国体育、中国女排走向辉煌的掌舵人，我们一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