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愤青是什么

汉朝建立初期，中国的疆域领土、经济水平、社会文化都处在低谷。疆域领土上，因为中原内战，河套地区重被匈奴占据：南方百越地区也纷纷叛离。汉初领土甚至小于战国时期，更不要跟秦朝全盛时相比了。

经济水平上，本来秦王朝末年，社会经济己濒于崩溃。再经陈胜、吴广起义以至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一万钱(正常价格不超过百钱)，一匹马值一百万(正常价格不超过万钱)。甚至皇帝也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全国各地城市残破，户口损耗，比如原来有三万多户人家的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这时只剩下五千户。

社会文化上，由于秦朝的打击加上战乱的影响，百家学术均受到严重破坏，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墨家学派组织甚至销声匿迹（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就在华夏文明处于低谷时，四方却恶邻环绕。首要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勇武善战，他杀父自立后，东边击灭强大的东胡，西边逐走月氏，南边征服了楼烦，全部占据了蒙恬开拓的河套南部土地，统一了辽阔的北方。他们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共有三十多万骑士，机动灵活，突击力强，军事上很占优势。加以当时北边不少闹分裂割据的人，往往卖身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引狼入室，替匈奴的掳掠行动充当前驱，使他们在南侵中占尽了便宜。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建都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叛降匈奴，勾结冒顿单于进犯太原(今属山西)。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回击，在冒顿单于示弱引诱下轻兵冒进，被包围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与主力隔绝，七天未能突圈，十分危急。据说采用陈平的“奇计”，贿赂冒顿单于的阀氏，请她说情解开包围困一角，利用这一通道才逃跑出来回到大军中，双方暂时罢兵。其后匈奴仍不断侵扰汉郡，娄敬提出了“和亲”的办法，要刘邦把女儿嫁结冒顿单于，想以婚姻为纽带来解决问题。无计可施的刘邦接受了这个主意，找了一个刘姓姑娘封为公主，送住匈奴，还每年赠送丝絮酒米等财物，结成亲戚。冒顿单于礼品照收，掳掠如故。其后陈希、卢绍等叛乱时，无不勾结匈奴，冒顿单于也招降纳叛，骚扰边郡不断。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公然致书吕后，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并以极其悔慢的词句提出要娶吕后为妻，意味着想到中原来当皇帝。对于这样霹骨的挑衅和侮辱，吕后却回信说：自己年老色衰，配不上单于，希望能得到宽恕。

尽管这样低三下四却仍然没能乞求到和平安宁，就在吕后时，匈奴多次侵入陇商(治狄道，今甘肃临洮)，攻城屠邑，驱掠畜产，杀吏民，大寇盗。文帝初年，也是卑辞厚礼，和亲贡献。匈奴仍不断入侵，杀害地方官吏，掳掠人民畜产，其侦察尖兵竟至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甘泉宫，迫使汉王朝集中十多万大军防守长安。而反击的汉军只是把满载而归的匈奴军队送出边塞完事，未能真正给予打击。因此匈奴更加无所忌惮，每年秋高马肥就入侵汉区，杀掠人民，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辽东(今辽宁辽阳)等地一个郡一次就损失万余人。

就这样汉朝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匈奴；一个分裂出去的地方政权--南越国；还有许多不知是友是敌的四周部落，友好的可能派代表团来进个贡；不友好的可能抢劫一下汉朝的商人、强奸一下妇女啥的（我不是说印尼，那时还没有它呢）。

面对大大小小的敌人，汉朝内部却不能团结一致。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汉书》卷一《诸侯王表》)，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他们是：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玉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燕玉如刘建。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家的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其中的大国竞据有六郡七十余城土地，除了这相由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员都由国王自己选任，临民治国，掌握实权。这九国共占有土地三十九郡之多，而汉王朝直辖的郡县地区才只有十五郡，仅相当于战国末年的秦国版图。这就出现了郡县和封国并立的特殊局势。在汉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一方面对巩固刘氏政权确曾发挥过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孕育着刘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因素。

刘邦大封同性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心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

就在这种国际以及国内环境下，本文主角--贾谊登上了历史舞台。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

。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