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孙中山：“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日不读书，即不能生活”
孙中山富有超乎常人的求知欲，嗜书如命是出了名的。他对友人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日不读书，即不能生活。”此话不虚，他一生读书的时间比革命的经历还要长。
孙中山9岁入乡塾，12岁在檀香山就读西式学校，旋在香港、广州辗转求学，189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断续计时十五年。如果把他读书时间划为两个时段，那么大学毕业前的十五年具有基础式、灌输式的特点；此后人生的三十三年则彰显自觉式、研究式的成色。再者，如果说他入学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悬壶医人，那么入世后读书的使命便是探索医国。尤为可贵的是，他善于思考，长于比较，不为书惑，不作书奴。
为“革命学”读书
西学的背景，助长了孙中山读书的眼界，优化了中西兼容的天赋，从而升华了“不受人惑”，“重视合不合用”的读书方法。
对孙中山来说，书有两种，一是文本的书，从中吮吸理论学养；一是社会的书，实地考察促使理论升华。1896年10月底，孙中山于伦敦蒙难获释后，客居英国七个多月，展开胸怀，集中精力读书和参访。据1897年4月18日司赖特侦探社密探记述：“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谭文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尔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在那里停留至下午7时或8时。孙中山从获释到第二年6月离开伦敦之际，他一直频繁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成为那里的常客。”图书馆开门迎来的第一个读者是他，最后一个离去的也往往是他。他的老师康德黎对他这段读书生活也有记实性的描写：“和我们一起住在伦敦的时候，孙逸仙从不在玩乐上浪费时间，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关于政治、外交、法律、陆海军等方面的书籍，矿山及开采、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也为他所注意。他坚持不懈仔细研究，所涉领域很少有人达到。”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是读书和社会调研的结晶。打从1894年组建兴中会以后，孙中山则以反清革命为志业，不停读书，不断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寻求救国的真理，日积月累。1905年初，他在欧洲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审视物质文明，思考贫富不均，感悟到政治革命须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三民主义的思想胚胎由是而成。正是由于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兼容并蓄，形成了他独特的“三民主义”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邵元冲，与孙中山有过答问：“先生平日治学非常之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哪方面为专攻呢？”孙中山答道：“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不解：“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孙中山说：“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知识和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孙中山读书过人之优长，是善于思辨，学以致用，不拘泥、不僵化，既不迷信盲从，也不轻视前人的思想成说。“五权宪法”和民权思想等，都与他广采博收且深入思考相关。“五权宪法”理论，既批判兼纳了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又融汇了中国古来文化关于监察与考试等优秀成果。他富于比喻，多次提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这就是孙中山读书所获致的世界眼光和博大胸怀，无论对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他绝不意气用事、轻率排斥，也绝不迷信妄从，从而建树创获。
同盟会员陈劭先有回忆说：“中山先生除革命工作以外，惟一的嗜好便是读书。我记得在头山满宅谒见他时，他住的只是几间很小的日本式房子，书房里图书很多，特别是英文的报刊。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艰困危难之际，也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尚明轩等，《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为“读书生活”节食
对孙中山而言，读书不仅是生活，而且是头等的生活。
一次他流亡英国，费用相当拮据，需受人资助方能生活，但他总是想法悭出一些钱来买书，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称《民约论》）、富兰克林的自传、《拜伦诗选》，还有不少关于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他说：“生活苦点没关系，两个小面包可以当一顿饭，一两顿不吃也没关系，可不看书就受不了了。”
1909年，孙中山赴欧洲向华侨宣传革命，筹募革命经费，辗转抵达伦敦时，川资快用光了，吃的是贱价的大众面包。几位留学生得知，凑了40英镑送去，请他吃好些。他将钱收下，但一个钱也没有用于加强营养，全都买了书。不日，这几位学生又来探访，听说他把钱都买了书，担心他缺了营养影响身体。他微笑着说：“生活苦一点无妨，我已习惯了。一顿饭不吃不要紧，一天不读书就受不了，便会追不上时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难日本，生活十分窘迫，好友曹亚伯等筹了40镑给他付旅馆的租金和伙食费，岂料他将全部款项都拿来买书了。孙中山在上海领导讨袁斗争期间，因手头拮据，规定每天的生活费只有2元。一天，奈何卫士马湘的再三催促，他上街打算买些生活必需品。路上经过一家书店，他径自拐了进去，买了一大捆书，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了，回来向马湘解释说：“书是精神食粮，比生活用品更重要，所以先买了。”
吴铁城记述了孙中山在檀香山买书的故事，“民三、四年间我到檀岛，许多老同志为我道述总理幼年在檀岛读书及后在檀岛创立兴中会时生活故事：云总理常到檀岛图书馆阅览群籍，偶有余钱，辄用以购书，其好学精神，实为人所不及，故生平藏书亦丰。在沪在粤常直接向外国订购书籍，其所阅读不拘名著与否，如去年来台之威廉博士，曾著一书名《经济史的诠释》（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并非畅销之书。总理亦购阅之。”
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回忆说：“孙先生一生的生活，总是手不释卷。旅途中别的东西很少，但书是必带的，一有空就认真阅读研究。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先生爱读书至此等程度，实是古今中外少有！”1922年的一天，孙中山见报上一则美籍律师佑尼干在沪逝世，由美籍领署代为拍卖其藏书的消息，便将书全部收购下来。这批书送到他寓所后，不到3个月，孙中山即去广州，很多书上都已落下批注。《瑞士政府》就是其中一本。
孙中山特别喜欢研究各种海陆地图，因写作需要，常请人代为购买。他对世界地理尤其中国地理极为熟悉。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仅1918年到1924年的藏书），计有1923种共5230册图书。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类。中文之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17种文字，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建国方略》提出在全国修建20万里铁路及疏导黄河、治理淮河水利工程和如何建设各大港口等一整套实业计划，就得益于地理方面的学问，可审视其因果明证。
买书是为了阅读。孙中山无论在流亡海外，抑或是革命征途之中，总是与心爱的书籍相伴随，始终以读书和革命并行。在他认知中，“革命须有高深的学问”，读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个人嗜好，更是为革命而学习。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读书，“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精神，……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成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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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陆对孙中山藏书的来源做过忆述：“我考察研究中山先生何以嗜读新书，而又能很快的得到许多新书供他浏览的原因，一直到他逝世以后才完全明白。第一、因为他是举世皆知的中国革命领袖，有若干新书出版，可能是由著者尽先寄赠请他批评；第二、据我所知，在中山先生个人方面的支出，每月固定有一笔开支，那便是他的购买外国书报的费用。在广州大本营时代，此项开支每月约毫洋三百元，值美金为在一百五十元左右。他生活非常俭朴，这笔支出可能是他个人方面最大一笔了；第三、他是几个外国书店的经常顾客，可能有若干新书出版便由书店首先寄给他，也许他与书店事先有一约定也未可知。凡此种种，都是他在研究新知上所具有的特别便利，而为他人所不易有的。当他在世时，他在国内常住的上海、广州一些地方尚无完善的图书馆，无从供他的利用。如果他没有上述一些特别的便利，有关外文书报的利用，就不很容易。”
为传统文化扶元
孙中山对中国文化价值持有肯定的态度。他少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进而得益于四书五经的薰陶。一名收藏过孙中山书籍的人说，他有一册孙中山读过的《大学》，书里有很多批注，在“明德亲民”“格物致知”等处，批注尤多。这便是具体的说明。
相对而言，孙中山对中国文化，对修齐治平的哲学具有宏观把握，却缺乏通晓细微的功底。比如，他在《民族主义》“第六讲”这样解释“修身”：“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智识。”缺乏对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全面理解。
再者，孙中山也不会写律诗，他人生唯一一首“挽刘道一诗”（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诗稿是由江西萍乡人汤增璧（同盟会会员）代撰，其原文如下：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何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然而，这不影响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古今中外的书籍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为今人所用的。有如《孙文学说·行易知难》所指出：“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査，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其读书理念，实为后辈参照的准则。
孙中山对中西文化有辩证的审视。他赞美西方的物质文明，更推崇中国修齐治平的古代哲学的功用。当新文化运动一些极端人士提出“全盘西化”论调的时候，孙中山毅然起而发声：“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且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坚信：“有了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没有书香，就没有师承；借鉴不能忘本，回归不可返祖。他对忠孝所作出的现代阐释，是对新文化运动审视的结语，不乏唯物辩证的思想之光。晚年，他一再强调：“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他奉劝日本人不要做霸道文化的“鹰犬”，要做王道文化的“干城”。阐明“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智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智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对华夏文化的推崇与敬仰，孙中山可谓自始至终。他的《家事遗嘱》，文字朴实而意味深长：“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善也，伟哉！时人谁曾想到，孙中山把“书籍”置于家产的第一位？这在悠悠的中国历史上，可曾找到第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