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灭亡，根子上是对大唐中后期错误的矫枉过正

唐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善战的朝代，从建立开始一直处在对外战中，因而对周边游牧民族形成碾压的优势，汉武帝当年依赖文景时期积攒数十年的财富，动用全天下的人力、物力才在漠北草原重创匈奴。代价就是天下人口减半，汉朝一度濒临崩溃。幸好之后的昭宣二帝着力休养生息，汉朝才又延续了百年。

后世画作中的汉武帝

唐朝不一样，太宗贞观年间，唐军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梁师都扫平开始，唐军就开始了与周边各部族、政权之间不断的战争。

一度称霸东亚，支持隋末乱世多股势力的东突厥，在一代军神李靖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东突厥政权成为历史。对草原游牧帝国发起灭国之战而且成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不过东突厥不是唯一，后来的西突厥、薛延陀相继步其后尘，被唐军的横刀和马槊碾成齑粉。唐军的战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尤其是丝绸之路上的辉煌胜利把大唐的威名散播到很远的地方。

唐朝疆域图

不过辉煌之下，始终存在两个潜在的隐患。一个是西南方向，有高原加成的吐蕃政权。几乎与唐朝同时期崛起的吐蕃政权是青藏高原历史上唯一的统一政权，自从贞观年间的松州之战开始，唐与吐蕃之间时战时和，纷争不断。但因为高原的地势和独特的气候条件，唐军一旦处于攻势就会面对高原反应和运输的瓶颈。相反，吐蕃却可以从容的集中兵力和物资，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

高宗时期本想借着灭高句丽的余威，彻底解决吐蕃问题，最终这个宏伟的计划在大非川成为泡影。吐蕃名将论钦陵将一代军神薛仁贵的不败威名拍碎在地此后，唐与吐蕃在今青海地区反复拉锯。

薛仁贵塑像，大非川是他一生的痛

另一个方向则是东北。魏晋时期以慕容氏为代表的东北势力第一次介入中原政权，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唐朝对东北方向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当地政治势力的平衡，防止某一家做大。为达到这一目标，唐军多次亲自下场，打击当地部族。

除了这两个威胁外，唐朝还有一个现实需求，那就是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为此唐朝需要控制西域，压制可能威胁丝绸之路的任何政治势力。

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初唐到盛唐的百余年间，唐军战事不断，对外用兵呈现常态化的趋势。这就要求军事体制发生改变。太宗到高宗初年，唐朝的府兵制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战力依然不俗。为了保障中央的军事优势，大唐治下近一半的军府设置在关中地区。每逢战事，由中央下令任命某位将领为行军道总管、大总管，指挥府兵进行战斗。

一代军神李靖，他是唐初众多行军大总管的代表

这一模式对于突发战事效果不错，但随着战事的常态化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睿宗景云年间，唐朝开始设置节度使这一职位，以指挥固定区域的战争。开元年间，唐玄宗调整节度使的设置，形成了十大节度使的格局。

作为战区的长官，节度使权力很大，拥有当地的财政、行政、军事权力。不过最初唐中央还有一个杀手锏可以控制，那就是兵员。府兵制依然存在，兵源依然掌控在中央手中。

不过很快就不行了，因为均田制已经瓦解，府兵制也难以为继。到了天宝年间，府兵制正式终结，募兵制成为主流。中央制约地方节度使的杀手锏就此失效，后来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唐朝运行的轨迹。

安史之乱示意图

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增设了许多节度使，节度使由边境逐渐渗透内地。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开始，后代的五代十国实际上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为了遏制藩镇，唐朝组建了神策军作为中央直属军队。不过出于对宗室以及官员的不信任，唐朝皇帝把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集团。结果是很悲剧的，宦官从此进入唐朝决策层，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成为相互牵制的政治势力，明朝中后期的剧本此时就开始预演了。

不同的是，明朝是内阁与司礼监的相互牵制。唐朝没有形成机构之间的对抗，历史上把他们之间的较量称之为南衙北司之争，著名的甘露之变就是唐代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矛盾的真实写照。官僚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出身显贵的官僚和科举入仕的官僚之间也是纷争不断，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党争由此开始。

这些问题困扰了唐朝期之后的岁月，唐宣宗大中年间短暂得以缓解。但是最终这些问题终结了唐朝这个传奇的时代。

907年，黄巢曾经的部将、大唐的节度使朱温代唐称帝，正式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大乱世。“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一个节度使的这番话很能说明话题。

这对之后统一中原的北宋王朝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作为通过兵变建立起的王朝，北宋种种不合理的行为都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再现。为了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赵宋皇室对于武将集团又打又拉。

打，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开国元勋武将的兵权，将军队指挥权收归中央。为了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赵宋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地方上的精锐兵士全部收编如禁军，成为皇帝才可以调动的武装力量；禁军半数驻扎都城开封，半数屯集地方，保障地方与都城之间可以相互牵制。与此同时，三衙与枢密院分掌军队的训练与调动，这样就没有任何独掌军队的权力，不同机构之间的牵制十分明显。

宋太祖赵匡胤

即便在南宋初年那种朝不保夕的状态下，赵宋皇室依然防范武将，中唐以来叱咤风云的节度使之职彻底成为虚职。

拉，从太祖、太宗开始，皇室与武将家族联姻成为惯例，北宋一朝历任皇后除神宗向皇后出身文官家族外（向皇后之父不久也转入武职），公主也多嫁入武将家族；同时实行“养兵政策”，灾年募民当兵。对武将防范的同时，北宋皇室对文臣也是限制多多，采用各种方法分化文臣的权柄。

在中央，参知政事成为常设职位，分宰相行政权，枢密使分军权，三司使抓财政。地方上，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财政收入大多收归中央；设路作为监察区，并逐步演化为地方行政机构，四司控制各路的关键职权，监察地方官员。改革科举，增加录取名额，扩大恩荫范围、增加名额。

这一切降低了了官员专权和军阀割据的可能性，但带来了政府效率低下，官员人浮于事、数量激增，同时令军队战斗力薄弱。宋军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较量中每每处于下风。这些问题一起被称为三冗。

到了北宋中期，三冗已经是宋代精英阶层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为了解决三冗问题，但因为种种原因都走向失败。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后来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政治投机的宣泄口，让北宋后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深。

最可怕的是这些军事上和行政上的调整，基本剥夺地方的自主性，一旦被敌方深入腹地，地方根本没有能力组织抵抗。首都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水之源，最终酿成了靖康之耻的悲剧。南宋只是略作调整，北宋就已经形成的问题被延续了下来，直至南宋灭亡的的那一刻。

宋徽宗，靖康之变中被俘虏的两位皇帝之一

可以说，宋朝是在用生命纠正唐代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