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书籍和人们都会认为是清朝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但是在深入阅读了更多的书籍之后，我发现近代以来，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土耳其、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传统的大帝国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而这些国家并未采取“闭关锁国”。再后来，我也发现了，清朝并未中断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那么“闭关锁国”又如何谈起呢？

一，清初海禁和明朝海禁的对比

清朝最为封闭的时间大概是顺治时期。从1644年入关到1655年，清朝并没有禁止民间的对外交往。到1655年，清朝的主要敌人变成了盘踞东南地区的郑氏集团，为此开始推行了“海禁”政策。海禁政策一直到1683年平定台湾之后才全部撤销，清朝一共推行了海禁有29年。

关于“海禁”的原因，清初和明初的都是相近的。首先，在根源上，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国家，对海外物资的需求并不大，甚至可以说不需求；其次，开国之初，在海上面临着威胁。明初海上有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活动，他们沦为海盗、勾结倭寇侵犯沿海。清初则有郑氏割据在台湾和福建沿岸。明初和和清初推行海禁政策内容也是相差无几的，如禁止百姓对外贸易、私自出海。为了防止沿海居民和敌对势力混杂，明初禁止百姓出海打鱼，制造船只，而清初实行了“迁海令”，将百姓内迁30—50公里。

不过，初期之后，明清的政策却迥然不同。明朝继续推行了海禁政策，长达200年，而清朝统一内地后就废除了海禁。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明朝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具有很强的保守、封闭思想。而清朝的建立者是游牧—渔猎民族，对贸易的需求更大。二是明朝沿海一直有倭寇、海盗横行，清朝的沿岸相对安宁。当然，明朝的海禁也是导致海盗产生的一大重要因素。

当然，明朝有官方组织的郑和下西洋这个壮举，许多人将之看作明朝开放的象征。实际上，郑和下西洋并非民间贸易，只是明朝向海外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以耀武扬威，打造“万国来朝”的虚假景象。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加速工商业的发展，反应因为“回赐”过多，导致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国内物价飙升，对明朝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郑和下西洋虽然增加了对印度洋的了解，但是基本只限于部分官员和船员之间，在嘉靖年间，明朝官员就已经不清楚东南亚的局势。

二，康熙到清朝中期的对外贸易政策

1683年，康熙宣布年“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长达29年的海禁解除了。随后，康熙在第二年在开放了松江（上海）、宁波、泉州、广州四个对外贸易的港口，并且在相应的省份设置了海关，来管理对外贸易的事情。从此，海关制代替了市舶司制。海关会在对外贸易中征收两种税收，一是船税，税率大概是0.53%；二是货税，其中进口税是16%，出口税是4%。多为对比，明朝在“隆庆开关”之后的进口税是20%。

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康熙还时常宣布减免关税，如规定征收欧美商船船钞，比日本的船税少20%，1684年又规定再减20%，并且日本船只也同样推行。康熙时期的对外贸易是迅速发展的，从停靠在广州海面的外国船只数量可以看出。1686年有29艘洋船，到1716年有81艘。根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统计，1683年到日本的中国船只有26艘，到1688年到达了194艘。而来日本限制中国船只数量，才导致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下滑。当时中国可以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主要特点是“西洋来市，东洋往市，南洋互市”。

清朝并没有直接管理贸易，而是通过中介行商进行管理，也就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行商就是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洋行商人，最早出现在1686年。他们主要有三大职能，（1），代替清朝征收关税，如果出现了偷税、漏税、欠税现象，也要由行商负责；（2），作为中国和外商的中间人，可以代理外商到中国销售货物，也可以代理外商到中国采购货物；（3），具有一定的外交职能，是清朝和外国进行了外交的中间人。根据史料记载，广州的十三行曾经代理清朝向欧洲国家大规模进口大炮，以加强军事实力。

康熙后期开始，清朝对贸易的限制开始加强了。康熙晚期，每年出海南洋的船只超过了1000多只，但是“回来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于是康熙在1717年禁止船只出海南洋，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宣布撤销。不过在这10年中，只是禁止了中国船只到达南洋，并未禁止到达日本等国，而南洋、西洋各国船只到达中国贸易是没有被禁止的。

在乾隆后期，开始推行了“闭关锁国”。所谓的闭关锁国就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757年，乾隆皇帝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也就是让广州十三行垄断全国的贸易。实际上，浙江、福建、江苏地区依然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之后，清朝的“一口通商”政策越来越严格。嘉庆和道光年间，分别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和《防夷八条》，主要内容有：不许夷人在广州过冬；夷人在广州只能住在行商各馆；禁止内地民人借领外夷资本；禁止夷人雇请内地之人为其传递信息；派兵于洋船收泊进口处加强稽查，俟其出口后方能撤回；严禁夷人进入中国内地等。

清朝的“闭关锁国”从1757年开始，到1842年被迫结束，实行的时间80多年。在这80年中，中外贸易的限制越来越多，但是民间贸易从来没有禁止过，在广州依然可以进行“一口通商”。中国在和西方的贸易中，中国依然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白银流入了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沿岸的商船总数达到了10000艘左右，约有150万吨，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除此，清朝在边疆地区设置许多贸易点，能够和朝鲜、俄罗斯、哈萨克等国进行正常贸易。在闭关锁国后，陆上贸易一直实行（在特殊情况下关闭），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亚洲贸易对象，占据俄罗斯整个贸易的三分之一。

三，清朝时期的“西学东渐”

清朝中前期的开放政策不仅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还表现在了文化方面。在明朝后期，有西方的传教士等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但是开始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了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清朝初期则延续这个势头，清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教士更多，著名的有汤若望、南怀仁等。汤若望曾经帮助清朝制定了新的历法《时宪历》，在清朝担任钦天监监正、太仆寺卿、太常寺卿等官职。他在中国写下的天文学著作达到20多种。鳌拜专权期间，杨光先挑起了历法之争，导致汤若望北被革职下狱。康熙亲政后，恢复其历法，并让南怀仁继续制作历法。南怀仁在北京用西方先进科技知识改造天文观察台和仪器，是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结合的典范。之后，清朝制定历法的“钦天监”一直是洋人。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的数学著作传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朝时期有利玛窦传入了《几何原本》，《实用算术概论》等。后来邓玉函、罗雅谷带来了三角函数、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带来了对数概念。而中国的学者也开始研究西方的数学，出现了薛风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等学者。康熙皇帝全力支持西方数学的传播，他组织编成了《数理精蕴》53卷，是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数学精华，并且有比较性的研究。该书成为清代习算学者必读之书。

清朝的地图测绘也基本采用西方传教士，1689年的尼布楚谈判时，康熙就就使用的西方人的画的亚洲地图。由于感到对北方地理认识的缺乏，康熙组织了一次全面的测绘活动，绘制全国最新的版图。他们从广州购置最新的仪器，奔跑于全国各地，耗费了10年，最终到1708年绘制出了《皇舆全览图》。该地图包括黑龙江、西藏、台湾、哈密等地，采用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是当时世界最好的亚洲地区地图。后来乾隆灭准噶尔汗国之后，又组织人测绘了新疆地图，编成《皇舆西域图志》。乾隆还组织传教士绘制了康熙《乾隆内府舆图》，该图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东到太平洋，是当时世界最完全的亚洲大地图。李约瑟称赞说:“中国在制图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皇舆全览图》

当然，在清朝中期，清朝的文化政策也走向了封闭。1720年，因为罗马教廷间和中国发生了礼仪之争，康熙帝就禁止了天主教，不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不过，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却比较兴盛，中国的理学在清朝传入了日本，日本的文学也在乾隆时期进入了中国。

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大规模传入了西方。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许多学者主张建立法治的“开明专制”，清朝的君主被他们视为开明君主的典范。法国的伏尔泰十分欣赏中国，他称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政治开明、道德高尚。当时的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和早期的汉学。不过到1789年之后，中国热就消失了。实际上，清朝时期的西方文化已经全面超越了清朝，尽管如此，当时清朝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西方人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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