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把新年叫“年关”？

你可能从小就听过“年”的起源传说：“年”本来是一种怪兽，每到除夕午夜，“年兽”就出来伤人，中国人的祖先为了保平安，后来就发明了爆竹，以此驱赶、吓走年兽。久而久之，这最终成了中国人辞旧迎新的传统习俗。

“年”

这当然只是民间的传说。从造字上说，“年”字从禾，表“丰收”之意，所谓“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乃是庆丰收之节，而中国传统中原本表达计时含义的是“岁”（岁星运行一次即一岁），只是农业社会里，到后来表节俗的“年”逐渐取代了用天体运行计时的“岁”。

由此可见，中国年的起源，不论哪种，原本都与所谓“年兽”无关。不过，在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就已有元旦“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的说法。民间还有“年关难过”之说，《辞源》将“年关”解释为“旧时农历年底，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清偿债务，过年如过关，故称年底为年关”，但这背后的文化心理其实还远不止于此，它透露出中国民俗中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年”隐藏着福祸难料的风险，需要谨慎对待。

在现代生活中，“时间”基本上是均质流逝的，计时往往仅有工具性的度量价值，但古人却不是这么看的。尤其是上古时，人类的生存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环境，因而重要的是顺应自然节律，所谓“顺天应时”。这很自然地会将时间赋予神秘性，人们自然就会觉得，时间也像是“旅程”，每隔一段就会到一个关键节点，必须小心加以应对，才能平安度过。

在英语里，“节日”是holiday，源于holy day（圣日）；中国文化里的节俗也同样具有宗教意味，但却并不仅仅只是觉得它“神圣”而已。汉语的表节日的“节”原即竹节之“节”，《说文解字》：“节，竹约也。”意味着它原本是每一年的时间循环上的节点，也蕴藏着危险难测的神秘力量，需要通过法术来加以厌胜——放鞭炮其实也是巫术的残余，火药又被视为可冲淡晦气，在道教中就经常以此来应对危险的异质力量，晚清时甚至对洋人也施放鞭炮来“祛邪”。

这样的节俗理念符合上古巫术观念的通例：神圣事物让人产生的感受是极其复杂的，它可能有利于人，也可能十分不利，取决于你如何巧妙应对，也由于其福祸难料，因而人们对之既尊崇又畏怖，合“敬”与“畏”于一体。英语中也有uncanny一词，具有“恐惑；神秘；不可捉摸；诡异”等多重意味，这其实是人类在面对充满不确定的神秘力量时的普遍反应。

“年兽”虽只是俗说，但却也不是毫无凭据。先秦时，鲁国的编年史称《春秋》，而楚国史书则称《梼杌》——据说“梼杌”是上古神话中的“四凶”之一，但这就令人很费解，为何将之作为史书之名？朱熹《孟子集注》解释：“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这当然是儒家“以史为鉴”的正统观念，但也许更有可能的是：巫风浓厚的楚国，将新年之初的神秘力量人格化为一个神灵，又因它代表一年之始，随之泛称编年史。这个神灵起初可能只是让人敬畏，但到理性化的时代，就被视为凶神了。

既然这种宇宙力量阴阳莫测、善恶兼具，原本说不上好还是坏，那么关键之处就在于人自身如何有效地应对它。《荀子·天论》有一段名言，表达了儒家对“天”的达观与积极态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在这里，荀子认为，“天”无所谓好坏，取决于人怎么做，因而只要自己修德，那么“天”也不能降祸于人，这成为中国社会强大的“自力本愿”倾向，也就是所谓“福祸自召”，都是自己行为的结果，说到底和神灵其实没有关系。

但在道教中，则保留了一种更底层的宗教意味，强调对特定的日子要以相应的仪式来对待，才能消灾避祸。常说的“黄历”，就是从古代的“择日之术”而来，每一天都有宜忌，指导人们做出相应的行为，否则就可能有灾祸降临。

在这样的理念中，过渡地带尤其需要小心从事：门槛是空间上的关口，七窍是身体上的关口，节日则是时间上的关口，均须谨慎对待——所以门口有门神把守，养生重“病从口入”，那么，年节当然也不能大意。无独有偶，英语的“一月”（January）就源自拉丁语Janus，本意指“门、拱门走廊”（gate, arched passageway），同时也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一面望着过去，一面朝向将来。

在人类学上，这称之为“阈限”（liminal），源于拉丁文limen（“门栏”），最早由法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Van Genep）和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指介于分离和聚合的中间地带，代表着过渡性、不确定性。在经历这样的地带（门槛、边境）或过渡期时，原始人都极为小心，要举行特殊的礼仪（例如青少年的成人礼），这被称作“过渡礼仪”或“通过仪式”。

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指出，人类普遍的心态就是在熟悉、可控的小环境下才有安全感，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对性质不确定的新事物难免既好奇又恐惧，与此同时，“很自然，一旦进入新范畴或境地，第一次行动之重要性相应减弱。不仅如此，从心理学意义看，第二次行动不具有任何新意，只是标志习惯的开始。”正因此，对边缘、过渡地带就要格外小心，而“那些伴随或带来年、季、月变化的仪式也该归类于过渡性仪式”，这样，节日（尤其是新年）当然就尤为重要了，因为这标志着原先的一段日常生活告终，踏入新的阶段，而新年更是重大变化。

在他率先指出这一点后，很多人都意识到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如玛丽·道格拉斯强调，人们总觉得自身范畴的边缘部分“充满着神力与神秘之物”；巴巴拉·梅厄霍夫则认为在文化边缘的象征背后“潜伏着一种神圣的力量，它伴随着人们朝未知的、不可预料的疆界运行”，因而人们需要过渡仪式。维克多·特纳在研究了赞比亚的恩登布人之后，1970年写下《象征之林》一书，其中指出：“一切社会都有通过仪式，但它倾向于在小规模的、相对于稳定的和循环运转的社会中表现得最明显。在这些社会中，变化被生物和气象状态的节奏和循环所束缚，远胜于技术发明对它的限制。通过仪式指明并构成状态间的过渡。”也就是说，越是生活稳定不变的传统社会，人们越是会惧怕改变，对那种不得已的新旧更替（时间节律、成长衰老）也越需要仪式来安抚。

汉学家卜德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节日》中早已指出，像夏至、冬至这样的至日，在中国思想中都象征着阴阳彼此消长、交替的时刻，也因此都代表着“变化、不确定甚至危机”，这当然需要过渡礼仪来小心翼翼地安抚宇宙力量。其他节日其实也同理，尤其是新年，人类学者高丙中就曾撰文《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明确指出“‘过年’只是一个过渡礼仪”，虽然到了现代分裂为“元旦”（阳历）和“春节”（阴历）两个不同“新年”的奇特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在“辞旧迎新”时都希望顺利过渡到新的阶段。

由此可以理解中国人在节俗中注重“逢凶化吉”的心理，就像刘东曾说的，在中国，“尽管节庆的缘起未必全都喜庆，但后世那个敦风化俗的过程，却一定要再把它转化成欢乐的由头”。在这些节日中，像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上巳）、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七夕）、九月初九（重阳）这样阳数重叠的，按数术理念被视为阴阳消长的关键节点，又尤其需要消灾祈福。

在这其中，作为一年之始的元旦，当然又尤为重要。先秦典籍《周礼·春官·占梦》就已记载：“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驱疫。”意指每年冬末，都要举行仪式驱逐疫疠，保佑平安，“舍萌”就是当时辞旧迎新的一种典礼。在这样的大傩仪式中，老的鬼怪被驱逐，代之以再生的鬼怪，直到年末它们再被毁灭和替代，“大傩意在将各种老的、败坏的东西从人们身边驱逐干净，这样他们就能清清白白的进入到新的一年里去”。法国人类学者葛兰言明确指出，在这里，新旧两种力量没有本质区别，“过去一年被家庭接纳滋养的鬼神被具有新的力量的鬼神驱逐并取代：辞旧迎新是同一个仪式的两个方面。”

到魏晋时，正月初一就已转置和附聚了许多以驱鬼、避邪、消疫、延寿为目的的活动，特别是设置厌胜之物、进食除疫之物，而其中心点就是“辟邪”。中古时期佛教、道教盛行，这些仪式也随之宗教化，如唐缺名《辇下岁时记》：“都人至年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但传统那种具有巫术色彩的仪式，仍然保留下来，从《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来看，两宋除夕之夜的皇宫仍有“大傩仪”以“驱祟”。民间燃放鞭炮、洒扫等种种做法，说到底也都是为了确保平安过渡到新的一年，而在欢庆之余，“年关”的说法也表明中国人始终记得，“年”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