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历史:由平定天下到贞观之治
“朕观古代创业拨乱之主,都超过四十始登大位,只有东汉光武帝在三十三岁就登位了。但是,朕年十八即举兵经纶王业,二十四岁就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即已升为天子。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还有谁人能比得上我!”——唐太宗在即位后八九年间,曾两次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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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开国战略是北和东突厥,东连李密以牵制群雄,并阻止江都回流的叛乱政府军(宇文化及的叛乱部队当时要西还);然后则分向西、南两线发展:一由世民统兵经略盘踞甘陇的薛举、李轨两大集团,以巩固西线后方;一由宗室李孝恭经略长江流域以下,李靖后来辅助他完成任务。及至西线平定,世民才出兵经略山东,配合孝恭的南线同时并举。
武德二年(619),秦王世民正式部署东进,这年他二十二岁,长孙氏为他诞下第一个男孩——后来的皇太子李承乾。自此以后,世民即连年东征西讨,较少在京师主持大政。
迄至武德四年(621),大唐的战略已渐收效果,李孝恭和李靖的南面军平定了长江中游——也是江南最大的集团萧铣(xiǎn)之梁朝,自后经略江东及岭南即势如破竹。
北面军在世民指挥之下连连硬攻苦战,同时击灭了盘踞东都的郑——王世充集团,和河北的夏——窦建德集团。这时足以与大唐抗衡的大集团,大体上已经被消灭,剩下若干小集团,其平定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大唐皇帝李渊,觉得秦王世民功劳甚大,现行官制无法封赏他,遂特创“天策上将”一官,位在王公之上,于此年十月拜世民为天策上将。这时世民一身兼数职,正式官衔为天策上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管山东地区,大本营在洛阳)尚书令、西南行台(管四川,大本营在成都)尚书令、凉州总管(即凉州军区司令,大本营在甘肃武威)、左武侯大将军(相当于宪兵部队总司令)、上柱国、秦王。
太宗后来追述,说“二十四岁即平定天下”,盖指此而言。
自此以后,世民的权力有增无减,至武德七年(624),他更以上述身份兼领左、右武侯大将军(唐制宪兵分左、右两个总司令部)、十二卫大将军(全国武装部队分隶十二个总司令部),成为全国最高统帅,一身掌握军政的实际大权,这时才行年二十七岁。后来他又兼为中书令(负责拟定最高命令的宰相),权势更是如日中天。
秦王世民意志坚强,性格刚烈,从小就没有服从大哥支配的习惯,这时权势之大,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把身为皇太子的长兄放在眼里。
武德四年(621)以前,世民长年在外征伐,以后则在朝时间较多,所以兄弟摩擦的机会也多了。
当初,皇帝李渊把开建国家的责任交给三个儿子,最初三兄弟的军事责任是差不多的,后来建成因为升为太子,所以留京协助父皇处理政事,元吉也从太原回朝,或协助政事,或统兵出征。
建成瞧不惯二弟的态度,元吉也帮大哥的忙,兄弟三人除太子外,均兼任亲王宰相(元吉也担任侍中及行台尚书令,封为齐王),这种家族事业牵涉国家和家庭的各种关系,遂引发重重纠纷。
唐高祖虽是雄才大略的人,但丧失了贤内助的帮忙,对此纠纷也莫能清理;兄弟三人各有集团,他们也互相协助其主钩心斗角,甚至建议用武力解决对方,因此纠纷愈来愈严重。
秦王曾一度想跑回洛阳,举兵对抗太子;太子的重要助手魏征等也曾建议杀掉秦王,免除后患。
武德九年(626),刚烈的秦王按捺不住,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等人,决意发动兵变以求解决。
该年六月四日清晨,事变爆发,太子及齐王兄弟在玄武门为秦王所弑,东宫及齐王府部队反攻无望而解散,秦王掌握了监国权。同月七日,高祖立秦王为皇太子,事无大小均由太子处分。
延至八月九日,高祖以再当皇帝已没有意思,下诏逊位,让太子即位为皇帝,是为唐太宗。(唐太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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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画像)
太宗这年二十九岁,翌年改年号为“贞观”——这是历史上威名赫赫的贞观时代的开始。太宗同年即册立长孙氏为皇后,李承乾为皇太子;皇后年二十六岁,太子年才八岁。
太宗当秦王时,王府中已有文学馆的组织,用以招纳文学之士,经常互相研讨各种学问或政策等;登位之后,他又建立弘文馆,性质、功能与目的和以前的秦王府文学馆差不多。
换句话说,自从太宗当了首相和最高统帅之后,对先前的无师、不学深自后悔,因此招致学者,利用公暇力学补救。因为他深深知道,事业开创了还要守得住(这是本书多次讨论到“守创孰难”此命题的原因),马上打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守成与文治的完成,实是大学问,不能靠武力和一时的勇气计略来达成。
东突厥颉利和突利两可汗,在太宗即位不久,突然统兵二十万围袭长安,逼使太宗订下“渭水之盟”。对好胜的太宗来说,不啻是生平之耻,成为他发愤图强的动机之一。
但是就整个发愤向善的过程来看,外在因素终究不如内在因素来得强。太宗的学识日渐增长,一方面足以使他了解前非,产生改过向善之决心。另一方面则是正面的,太宗本来志气即极高,又基于弥补既往之失的意识,因此决志学习去做一个圣君——要做一个超越近代(指秦汉以来)所有君主、可上比美尧舜的圣君(参第一五二条,他要上比尧舜的言论颇多,不赘引)。
基于这种决心和认识,太宗略微收敛了自己过分沛盛的英武之气,兢兢克己,以新的形象展现出来。
他决意以德治仁政为国策,施政以人民为本,优先内政诸问题。在政治上,他建立了良好的决策制度和谏诤制度,以适度制衡君权,格君之非;整顿了政府组织与编制,实行责任政治。
在人事行政方面,他以人才主义为基础,选拔真正的贤能之士,各以其才来任用,并让他们有充分发挥才干的机会;这些人或来自秦王府系统,或来自原先的中立派,如李靖、李世勣、萧瑀、陈叔达等,或来自原先的敌对派,如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
他们之间的人格交往是以诚为本,政治行为则是以法为本;太宗克制自己,努力效法圣君,而同时也要求臣僚为圣贤之臣(这方面的言论颇多,参第八十五条或可管窥全体)。
最难得的是,君臣双方对此远大的抱负,大体上都能始终贯彻,互相勉励,秉持着忧患意识,惟恐不达。
在社会经济方面,鉴于大乱之后,百业凋残,太宗抱着“以民为心”的原则,全力发展民生经济,尤其优先考虑“民以食为天”的农业。他的政策在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率先躬行节俭之风,并痛惩隋朝以来的奢侈贪污的风气。
他推行类似今日的法治——律令政治,让社会迅速安定,大家皆守法;进而又推行风俗的统一和改革,扬弃一些固陋的习惯。
他的法律以慎刑、宽平、简约、统一为主,从而建立了上诉、合议、死刑覆奏制、笞刑不可笞背及减少抽打数目等制度措施,一扫隋朝以来的严刑酷法。
在国防外交方面,除了东突厥、吐谷浑和高昌因为严重关系国家的战略安全,所以用武力挞伐,甚至占领之外,对外的考虑,大体是以“先中国而后四夷”的原则作为处理的基本态度。
尤其在贞观四年(630)他成为“天可汗”以后,对此考虑得更是慎重。太宗是大唐皇帝,兼为世界皇帝,有责任维持世界秩序。
大体上他对外国的政策以羁縻怀柔为主,对一些倔强的国家如薛延陀、高丽等,才用武力干预的政策,这也是在怀柔不成之后才如此。
就战略眼光看,国外世界的稳定才足以完成大唐的国家安全,太宗之所以文武并重,适当对外用兵的考虑在此;大唐国内太平,开以下国内百年不见兵戈的原因也在此。这种选择无疑是对的,谈不上穷兵黩武。
唐太宗与群臣经常讨论各种问题,群臣之间的意见得到充分沟通,上述的政策措施也通常由此谈论中产生,从讨论中修正及检讨得失。
上自国策,下至私行,只要有涉及政治的可能,莫不讨论研究,成为君臣的共识。由于这是一种共识,所以意志也是一致,贯彻的力量非常强大。
从太宗即位至平定东突厥的贞观四年,国家已渐渐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原书曾对此加以描述: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黄河以东,山西省一带)、河南(黄河以南,今陕西省一带)、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指建成、元吉)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户外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即岭南),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lài)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