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安史之乱后，唐朝名义上还是一个帝国，但事实上却政令不通，藩镇如同独立王国，中央无力管控，一言不合，天子就成了甩手货，战火再次点燃。这次兵变，唐德宗竟然仓皇逃出了长安，削藩梦彻底破裂。

泾原兵变是安史之乱后对唐朝形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兵变后，唐德宗差点被包了饺子，仓皇逃离长安，躲在“奉天”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前后折腾了六七个月，差点成了饿死鬼。从《旧唐书》里细看，这个事情对唐德宗的影响是巨大的，此事之前，唐德宗还算锐意进取，一心谋求帝国的改变，意图恢复往日的荣光，此事之后，唐德宗因循姑息，得过且过，再也没有改革勇气。这也难怪，九五之尊，却被乱臣贼子包围在一个县城数月，几乎成了俘虏，最惨的时候，竟然只能吃野菜粥充饥，如此落差，无论是谁，恐怕心理打击程度都难以恢复。那么，这场影响巨大的兵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叛乱再起

《资治通鉴》对泾原兵变的定性：军事哗变

关于这个事件，《旧唐书》记载比较粗略，只是寥寥几语，《资治通鉴》倒是描述比较细致，咱们可以摘取一部分原文来读一读：

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浐水，诏京兆尹王浐犒师，惟粝食菜啖。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

唐朝士兵示意图

原文比较长，咱就摘取这关键几句，什么意思呢？其实，《资治通鉴》不难懂，“上”指的是皇上，也就是唐德宗，按照字面意思来说，皇上征发泾原等各道的兵士前往营救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就带兵五千赶到了长安。军士们都冒雨而来，又冷又饿，很多人都携带自己的家眷来的，盼着朝廷能够丰厚赏赐，好给家里安顿一下生活。到了地方，什么赏赐也没得到。不久，军队开到了浐水一带，朝廷命令京兆尹前来犒赏军队，谁知只能吃糠咽菜。大家都很恼怒，把桌子掀了，说道：“我们都要死在敌人手里了，连吃都吃不饱，难道拿着这条贱命去给敌人拼吗？”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起哄，一场哗变就发生了。

短短一段话，其实包含的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咱先剖析一下这里面都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武将专权严重

第一，军士携带家眷而来，凸显出军人职业化后的严重问题。玄宗之前，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这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是一种亦兵亦农的体制，国家是不需要出钱养兵的，但随着府兵制的瓦解，朝廷实行了募兵制，军人开始职业化，靠朝廷出钱养活，当兵的提着脑袋上战场，就是为了挣口饭吃。

第二，朝廷犒赏军队，居然只能让冲锋陷阵的士兵们吃糠咽菜，说明朝廷的财政危机非常严峻。唐德宗前期，为了缓解朝廷的压力，曾起用杨炎进行财政改革，“两税法”遂被推行，大大缓解了朝廷的压力，但为何面对危局，朝廷居然穷成了这样？这个问题，后面详论。

其实，军队出现哗变，表面上看，就是吃得太差，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但事实上，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场兵变早就已经埋下了隐患，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骄悍的边兵

唐德宗对两税法进行了严重破坏，陷入了武力削藩的死局

表面上看，“两税法”只是一次普通的财政改革措施，事实上，绝非那么简单。两税法的颁布，一个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还有一个目的其实是削藩。两税法推行后，无论是中央控制区还是藩镇控制区，一律都要按照此法执行，以往，朝廷在藩镇控制区无法征税，如今，藩镇的钱也被征收到了中央。中央的财力得到了加强，而藩镇的财力则逐渐得到了削弱。况且，藩镇的头领普遍是武将出身的大老粗，对此等温和政策的危害，很多人也是浑然不觉的。这本质上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削藩政策。

无休止的征伐

可是，依靠一项温和的文政达到削藩，过程却是过于漫长，这对于唐德宗来说，是一种煎熬。而当时的杨炎是一流的财政专家，却是个三流的政治家。由于在城原州、诛刘晏等事的处置上不够圆滑，再加上奸相卢杞的算计，唐德宗对杨炎逐渐厌恶，将其放逐到崖州。令人没想到的是，杨炎的死，居然宣布两税法改革的失败，或许是因为唐德宗过于感性，开始对杨炎采取的这些措施没什么好感，再加上求治心切，削藩不再那么温柔，陷入到了武力削藩的死局。那么，唐德宗到底对两税法都进行了哪些破坏？

第一，税额不再固定，进入了拍脑袋模式，使社会陷入到了混乱当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政府的公信力都是最重要的，法令的颁布，决不能朝令夕改，而唐德宗为了筹钱，早就把两税法忘到了九霄云外。两税法规定，商税是按照三十税一来缴纳的，也就是收取三十分之一。这个税额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起码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可是，唐德宗一句话就给改称了什一，也就是十分之一，两税法的破坏，就此展开，随即，酒税、田税等各个税种都大幅度上涨，而且征收时间也不再固定，两税法名存实亡。

曾经繁荣的酒肆

第二，名曰“借商”，实际上就是以政府的名义打劫，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根基，整个帝国变得人心惶惶。为了筹钱，唐德宗成了流氓头子，竟然直接下命令找商人“借钱”，《旧唐书》的描述比较详细：

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唐德宗的疯狂，竟然命令四处搜捕商人，逼着他们捐钱，有些人经不起鞭子的威力，竟然上吊而亡，整个京城乱成了一锅粥，像是盗贼闯入了一般。这其实不止是对社会基础的搅扰和破坏，还是对统治基础的严重破坏，给后来长安的陷落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泾原兵变的第一个深层次原因其实是财政危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本来控制的区域就很有限，财税系统变得如此混乱，势必难以支撑唐德宗的雄心，没钱说什么都没用，打仗本来就是烧钱的游戏。

鼎盛时期的吐蕃

关中地区军队的频繁东出，打破了西北的防御平衡

很明显，对于武力削藩，唐德宗对此事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严重不足，频繁将神策军和西北重镇的军队调往东部平叛，造成西北的防守压力倍增。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军事实力大幅度下滑，而西南崛起的吐蕃却如日中天，在西北与大食三战三胜，奠定了在西域的霸主地位，作为老冤家，吐蕃不可能不给唐朝使绊子。唐代宗时期，由于吐蕃曾经攻陷长安，对吐蕃的防守还算十分上心，虽然吃了不少亏，但总体上，吐蕃还难以对关中地区构成直接威胁。唐德宗为了削藩，动用了大量的西北军力，连防守关中的神策军都被调往东部平叛，如此一来，造成了许多恶果。

第一，关中地区兵力空虚，给反叛提供了机会。纵观整个唐朝，关中地区一直都是大本营，当年李渊若不是先取关中，大概不会最终取得天下。大乱后，关中地区受伤害极大，人口数量大幅度下滑，这给朝廷的经营带来了很大难度。唐德宗不顾关中安危，数次将关中的兵力协同西北兵力出关平叛，这其实客观上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如果关中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反叛者肯定要掂量掂量自己，断然不会轻易反叛。

神策军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二，西北地区防守压力过大，吐蕃屡次犯边，西北藩镇损失惨重，怨气颇大，而朝廷又不思抚恤，甚至加以歧视，使边镇军队的造反几率大增。由于朝廷能够调动的军队不多，西北地区的军力屡次被调到内地平叛，吐蕃趁机发难，唐军屡次被击败，大面积国土丧失，边镇军队损失严重。任谁去那里当兵，都得有怨气，本来防守吐蕃就够艰难了，还让去内地平叛，谁会乐意？再加上，朝廷对军队的待遇和赏赐竟然还分三六九等，而泾原军屡次遭到歧视，很明显，这些泾原士兵就是典型的炮灰，肚子都吃不饱，谁还帮你拼命？于是，反了也属于正常现象。

因此，泾原兵变的第二个深层次原因，其实是关中和西北的军事失衡问题。削藩，绝对不是一件三下五除二的活，而是慢工细活，必须小心谨慎，拿出烹小鲜的劲头，方可一步一步实现目的。

总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烂摊子，谁都头疼。况且，客观地说，唐德宗并不是什么雷厉风行、手腕高明之人，面对如此危局，恐怕难以有起死回生之术。泾原兵变后，唐德宗几乎没什么作为，或许是被吓怕了，或许是心灰意冷了，唐朝的藩镇割据之势，也没有得到什么大的缓解和改变，就像是一个狗皮膏药，一直缠着这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