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在哪里治水（大禹在何处治水，真的是在河南吗？考古发现了重要证据）

如今，大禹治水已经广为人知，但大禹在什么地方治水却是一个谜团，有人说是在山东菏泽一带，有人说是在甘陕一带，有人说是在山西一带，有人说是在淮河一带，还有人说大禹是外国人，夏朝在巴基斯坦或埃及，大禹治水的故事没有发生在中国等等。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4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掩盖了当初的痕迹，即便今天在高科技帮助下的新时代考古，也只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痕迹，大禹在什么地方治水似乎将成为一桩永远都难以解开的谜案。然而，虽然没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本世纪在河南发现的一系列上古遗址中，还是让人找到了强有力的间接证据。

以4000年前上古道路条件与当时的交通能力，基本不可能长途跋涉，应该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活动。从周代开始，把王城周围千里的地域称为“王畿”，《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说：“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根据学者测算，周代一里大约如今的300米，因此千里大约就是300公里。周朝之所以将都城周围千里的地域称为“王畿”，这是根据当时的交通能力计算出来的，是能够直接且完全掌控的极致范围。通过周朝“王畿”范围大致可见，在早于周朝1000年的大禹时代，他们的日常活动范围估计更小，即便因为治水需要大范围活动，估计也不会太大。因此，想要知道大禹在什么地方治水，只要找到夏朝早期都城就能大概判断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二里头遗址（下图，遗址文物）属于夏朝时期的遗址，但具体的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而夏朝400多年历史上频繁迁都，文献记载夏朝大约有过十余次迁都，甚至一位帝王任内有过几次迁都。因此，很难通过二里头遗址来判断早期夏人活动范围。不过，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夏朝早期遗址还是逐步浮出了水面。

由于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晚期文化，这就不免让人追问：二里头文化从何而来？

1979年，在河南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考古专家发现一座上古遗址，被称之为“新砦遗址”。在新砦遗址中，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特征明显早于二里头文化，但又具有二里头文化陶器的某些特征，于是当时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并将它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但新砦遗址存在一个致命问题，即最新的测年数据显示，它的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但史书记载的夏朝建立于4000年前。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新砦遗址属于夏朝中期的遗址。

不过，在新砦文化遗址上却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即新砦期文化中有很多陶器与位于河南东部河济地区的陶器极为相似，比如子母口瓮、子母口鼎、侧装三角形鼎足、V型镂空鼎足、深腹平底盆、圆钮和倒圈足钮折壁器盖等。而在河南东部的河济地区，最广为人知的发现是“后岗二期文化”。

后岗二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南麓和东麓的黄河、古济水两岸，在西到济源，东至山东菏泽，北到冀南，南达开封以南的广大区域内，从这些地区出土的100多处遗址来看，文化传承高度统一，处于龙山文化时代（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更为重要的是，从遗址的数量和分布情况来看，已经形成了“都、邑、聚”的社会结构，可见至少在后岗二期文化晚期，河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古国。

从后岗二期文化来看，夏朝的源头应该是在河济地区，但这里都是考古结论，缺少与文献印证的证据，因此由此推断夏朝源头在河济地区还缺少说服力。幸运的是，百年来的一次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不仅能从考古上解释，而且还能从文献上解释。

2005年，河南考古研究所在濮阳县五星乡高城村的高城遗址中，发现了一处面积达916万平方米的春秋战国城址，通过权威专家的研究论证，一致认为它就是卫国都城帝丘。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叔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狄戎攻打卫国后，卫国迫不得已迁都帝丘，占卜表明迁都于此可以享国祚300年。迁都之后，卫成叔做了一个梦，梦见祖上康叔说“夏后相把你给我的祭物夺走了”，于是卫成叔准备祭祀夏后相，但宁武子认为不需要，一方面鬼神夏后相不是卫国一族，另一方面夏后相早已丢掉帝丘，这不是卫国的罪过。

显然，从这一记载中可见，卫国都城帝丘与夏后相的都城是一个地方，而夏后相是夏朝开国帝王夏启之孙，中康之子，太康（夏朝第二任帝王）侄子，寒浞代夏后“相”被追杀，就向北逃到了帝丘同姓诸侯斟寻氏、斟灌氏这里了。后来，寒浞为了消除后患，继续追杀夏后相，《左传》中说“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值得一提的是，《水经·瓠子河注》中记载：东郡濮阳来历非凡，颛顼曾将都城从穷桑迁于此，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夏国方伯昆吾、商人先公相土相继于此建都，因此这是一座历史极其悠久的上古都城。

从高城遗址考古上看，在春秋战国城址下面，专家还先后发现了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存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是河南同时期面积最大的遗存，也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一处中心遗址。

总之，基于文献与考古多方面因素，很多学者认为濮阳帝丘应该就是夏后相的都城。

夏后相是被寒浞追杀而逃到帝丘的，那么他的出发点应该在哪呢？

根据史书记载，大禹都城比较多，除了晋阳（太原）之外，其他的是高密、阳城、阳翟、平阳、安邑，范围在山西临汾西南到河南郑州一带；夏启与太康都城在阳翟，考证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禹州县；太康与仲康时的都城，据说是在斟鄩，这是河洛的古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寻，羿又居之，桀亦居之”，《逸周书·度年》记载：“太康居斟寻，羿又居之，桀（夏桀）亦居之”，后来找到洛阳二里头遗址时这一条信息居功至伟。需要说明的是，在仲康之后斟寻氏从伊洛平原迁往豫东北，大约在今天的豫鲁接界处的范县北，且斟寻氏属于夏朝王族。由此可见，夏朝前期的活动区域，大约是在洛阳周围，具体区域如今还未确认。

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一区域发现了不少上古遗址，其中除了二里头遗址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王城岗遗址——一处以中原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为主、兼有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科学检测发现距今最远的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间，时间上与大禹、夏启高度吻合。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郑州登封市告成镇，最先发现两座小城址，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但在新世纪之后，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而在该遗址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还发现了12座同代遗址，大小聚集区呈现“金字塔”状分布，显示出等级森严的体系，其中王城岗遗址处于最高的中心聚集区的地位。因此，最先发现的小城被认为是“鲧（大禹之父）之城”，之后发现的大城被认为是史书记载的“禹都阳城”。

通过这些上古遗址可见，早期夏朝活动区域应该是在郑州一带，也就是说大禹活动范围基本在这一带，即便因为治水需要长途跋涉，估计也不会超出太多。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两条辅佐的证据。

首先，大禹是帝舜的臣子，而帝舜是商朝始祖，《国语》记载“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帝舜之子叫商均，“商”是姓氏，而先秦姓氏是根据封地名称而来，因此商均极有可能就是商契。现代学者基本已经确认，帝喾、帝俊、帝舜是同一个人，是商朝的始祖。从考古上看，上述的帝丘，以及河北南部等地，都有商文化遗迹，因此商朝极有可能起源于河北南部到河南北部一带，也即帝舜是在这里发号施令，让大禹治水的。（下图，濮阳的帝舜故里碑）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冀南豫北是商朝的起源地，在此具有庞大的实力，那么夏朝建立之后会怎么做？按照周朝分封制来看，必然是杀掉一部分商人，迁徙一部分族人过去在当地发展，并震慑商人。从文献记载来看，夏朝应该是迁徙了斟寻氏、斟灌氏过去。因此，当后羿、寒浞乱政时，夏后相从郑州一带逃到濮阳，也就符合基本逻辑了。

其次，从黄河古今变化来看（见下图），这一带水患不断，大禹时期黄河是从安阳与濮阳之间穿过。我们都知道，黄河每一次改变河道，都是一次巨大的水灾，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古今史料中早有详细记载。夏朝第七任国王帝杼时期，商朝始祖之一王亥之父王季就死于治水，《竹书记年》与《国语》都有“帝杼十三年，商侯冥（王季）死河”的类似记载。因此，大概是在帝尧时期，黄河发生一次巨大水灾，甚至可能发生了改道，所以帝尧、帝舜时期万民受难，鲧与大禹治水数十年之久。

综上，上古时期黄河的河南段，分布着很多聚集区，已经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古国，当发生水灾时他们无法一走了之，只能想办法治水，因此大禹治水的区域，大约就是上古黄河的河南段。由此也可见，“黄河母亲河”之说并非虚言，黄河给了先民生存的沃土，让他们无法割舍，所以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基本都在黄河两岸，但黄河也给先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水灾，而在先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黄河斗的过程中，不仅流传下了很多故事，也让中华民族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