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简介及作品（周作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

止庵： 关于周作人，答南方人物周刊问（节选）

周作人的是与非

问：在您眼里，周作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答：从气象上，我觉得他比较接近孔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文化批判者。

问：今天反观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会生出些许不满足——如果他再追问下去、思考再进一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反观他的作品，跟《战争与和平》，跟《日瓦戈医生》相比（不论文体），也总觉得缺点“感动”——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来的吧？

答：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爱智者，拥有各种学问、知识，对中国文化有深厚修养和独特认识，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了解。苏雪林第一个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下这是成立的。从根本上说鲁迅是诗人，周作人是哲人，但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过倾向稍有差异罢了。但是如果与许多西方哲学家相比，必须承认他们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更关注的是历史、现实、社会、人的生存，——这倒是与中国传统比较一致，先秦思想讲的都是生存哲学或智慧，没有一家想过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人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恐怕就没有多少人那么关注他们了——可能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

问：周作人的思想照进今天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答：在我看来，周作人主要是一位思想者、著作者，作为行动者的他是失败的。他思想中仍有很多极具价值、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东西，这里姑且举出几点。第一，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从一九○六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这是他们分歧的起始之点——鲁迅一八九八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非常激动，这部只译了上半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掺杂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著作，因为可以立即拿来解释当时的现实，深深影响了晚清以来的好几代人。但周作人则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不少雨果作品，还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要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都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加任何节制地过于倾向强势一方，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兼顾社会的平衡。昨天和朋友聊天，说到瑞典的一个做法：一个高档社区若干比例的房子是打折卖给艺术家、文学家的，就是要掺和一下，不能有那种清一色的“富人区”。西方对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是抑富济贫的意思。

第二是他对群众的怀疑。他所质疑的“群众”是什么人呢？“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他不认为其间有什么区别。他说：“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让我吃主义》），又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文学谈》）他对打着群众旗号的一切主义和运动都持怀疑态度：“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北沟沿通信》）周作人提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诗的效用》）

第三，关于宽容与自由。周作人主张要允许少数人说话，他说：“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他一生都反对思想专制。一九二二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统一局》，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人人没姓没名，只有编号）、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等，各司其职。有一天饮食统一局颁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于：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如果考虑到这篇小说居然写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之前（按，扎米亚京的《我们》虽然写于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间，却是一九二四年才面世的），那就更应当予以重视了。一九三七年春周作人写的两篇文章《赋得猫》和《谈文字狱》，分别谈论西方的巫术案和中国的文字狱，尤其反对“以思想杀人”。他晚年翻译的古希腊思想家、讽刺散文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其宗旨是“非圣无法”，可以看作一部“知堂晚年定论”。

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但看起来，“教训”依然“无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谬和危险。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作家，他说，拆迁就该像现在这么办，没钱的人就该搬到城外去——当时我很诧异，他这番话竟然讲得理直气壮。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说：“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这是常识，但简单而又深刻，直至今日，很难说在中国实行了多少。周氏兄弟一生都是启蒙主义者，也吃了启蒙主义的亏。问题是，他们当年所讲的这些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仿佛还是新道理，这就令人悲哀了。（end）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选自《风月好谈》

（图文‬来自‬网络‬，感谢‬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