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简介及作品(周作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
止庵: 关于周作人,答南方人物周刊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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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是与非
问:在您眼里,周作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答:从气象上,我觉得他比较接近孔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文化批判者。
问:今天反观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会生出些许不满足——如果他再追问下去、思考再进一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反观他的作品,跟《战争与和平》,跟《日瓦戈医生》相比(不论文体),也总觉得缺点“感动”——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来的吧?
答: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爱智者,拥有各种学问、知识,对中国文化有深厚修养和独特认识,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了解。苏雪林第一个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下这是成立的。从根本上说鲁迅是诗人,周作人是哲人,但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过倾向稍有差异罢了。但是如果与许多西方哲学家相比,必须承认他们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更关注的是历史、现实、社会、人的生存,——这倒是与中国传统比较一致,先秦思想讲的都是生存哲学或智慧,没有一家想过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人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恐怕就没有多少人那么关注他们了——可能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
问:周作人的思想照进今天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答:在我看来,周作人主要是一位思想者、著作者,作为行动者的他是失败的。他思想中仍有很多极具价值、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东西,这里姑且举出几点。第一,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从一九○六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这是他们分歧的起始之点——鲁迅一八九八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非常激动,这部只译了上半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掺杂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著作,因为可以立即拿来解释当时的现实,深深影响了晚清以来的好几代人。但周作人则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不少雨果作品,还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要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都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加任何节制地过于倾向强势一方,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兼顾社会的平衡。昨天和朋友聊天,说到瑞典的一个做法:一个高档社区若干比例的房子是打折卖给艺术家、文学家的,就是要掺和一下,不能有那种清一色的“富人区”。西方对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是抑富济贫的意思。
第二是他对群众的怀疑。他所质疑的“群众”是什么人呢?“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他不认为其间有什么区别。他说:“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让我吃主义》),又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文学谈》)他对打着群众旗号的一切主义和运动都持怀疑态度:“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北沟沿通信》)周作人提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诗的效用》)
第三,关于宽容与自由。周作人主张要允许少数人说话,他说:“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他一生都反对思想专制。一九二二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统一局》,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人人没姓没名,只有编号)、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等,各司其职。有一天饮食统一局颁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于: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如果考虑到这篇小说居然写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之前(按,扎米亚京的《我们》虽然写于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间,却是一九二四年才面世的),那就更应当予以重视了。一九三七年春周作人写的两篇文章《赋得猫》和《谈文字狱》,分别谈论西方的巫术案和中国的文字狱,尤其反对“以思想杀人”。他晚年翻译的古希腊思想家、讽刺散文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其宗旨是“非圣无法”,可以看作一部“知堂晚年定论”。
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但看起来,“教训”依然“无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谬和危险。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作家,他说,拆迁就该像现在这么办,没钱的人就该搬到城外去——当时我很诧异,他这番话竟然讲得理直气壮。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说:“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这是常识,但简单而又深刻,直至今日,很难说在中国实行了多少。周氏兄弟一生都是启蒙主义者,也吃了启蒙主义的亏。问题是,他们当年所讲的这些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仿佛还是新道理,这就令人悲哀了。(end)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选自《风月好谈》
(图文来自网络,感谢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