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历史评价(“为什么雍正的历史评价不高？”)
整体上讲雍正帝并没有“历史评价不高”。他的历史评价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 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 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说，雍正帝“历史评价不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期；而且这种“历史评价不高”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清朝的恶感。进一步说，对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个结果，又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如果能够了解清末民初反满思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会不断变化。
以下展开叙述。
“历史评价”是一个并不太好解释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由于对清朝历史的书写与评价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对，清朝灭亡之前问题就出现了）一再处于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长期未能发育为健全的”史学“，导致清代人物的评价也变得非常复杂。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书，往往会觉得人物的历史评价基本是确定的，例如曹操有谋略、刘备能用人之类，但对于清朝历史而言，其实大多数人物事迹整理及传记发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后、清史学科稍有发展的过程中才诞生的。学术史上将这一流派称为“清代人物研究”，认为它是清史学科发育成熟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暂时放下不谈。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现以前，人们（很少数的清史学者也好，历史教师和文人也好，普通学生和读者也好）对清代人物的评价，往往并不是基于史料所展现的历史事实、针对某个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础并不充分的历史叙述影响下，结合一些流行的谣言，来“脑补”出一个形象。
当然这距离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非常远，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察觉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连学者都读不到多少东西，遑论通俗读物写作者及一般读者。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写的书”，因袭旧有的历史书写——而这个“以前的人写的书”，几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编写的历史读物。这就是我们讨论清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起点。
1. 19世纪后期以前对雍正帝的评价：官方口径，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网严密，忌讳极多。在政治压力之下，清朝人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当代史”的写作有很大顾虑。在18世纪中期以前，可能都没有多少可读的“当代史”读物；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史馆传记及《清实录》逐渐被文人官吏抄出传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书的流传，清朝人才开始有稍微丰富一些的“当代史”阅读。换句话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本朝国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叙事体系及官方披露史料。
在这一状况下，对身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会有任何负面评价。唯一可能会让人得窥雍正帝负面印象的官方文献《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期遭到禁毁；当时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该书痕迹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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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有私修的当代史阅读？当然存在。这就又绕回了文字狱的问题。文字狱对18世纪中后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修书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压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抑制”现象，即自觉地审查出版物是否“违碍”甚至“悖逆”——这一点王汎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书。故而可以说，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过不满，这种意识亦无从传开。
总之，很难想象会有对雍正帝不利的“历史评价”在18世纪中后期流行。事实上我们可以去从18世纪后期的两种带有反清色彩的大众文化——秘密教门与天地会——中窥探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恶评雍正。
天地会话语的特点是“蒙冤-反抗”（对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见《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并没有对雍正帝有恶评；而秘密教门白莲教也找不到这种意识。这不难反映出，当时即便是下层老百姓，也是不会对雍正帝有什么特别的恶感的，不然这些反清大众文化早就与之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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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谓“翻案”问题。诚然，乾隆初年对雍正时期的许多改革措施有过修改，对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过一些处置，清史学界习惯称之为“翻案”。但乾隆帝从未对乃父加以任何负面评价。相反，当王士俊（田文镜的政治继承人）奏疏中触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谴。
然而，负面的书写没有流传开，不代表不存在。雍正帝即位后，其政敌便已将许多谣言流传开，并最终酿成曾静案——事实上，考虑到雍正帝主要政敌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间得罪被惩的大量官吏及其亲属，可能会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是相当之多的。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处决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为数不少，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负面情感，愿意传播谣言。这是“恶评雍正”在人员群体上的基础。而《大义觉迷录》的颁行、曾静的巡回宣讲，无疑也是为负面谣言进一步流传埋下了伏笔——虽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说明白”，但从历史的走向来讲，应该说是事与愿违的。
必须要说的是，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而且书籍等信息载体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对雍正帝的负面观感并不是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是零零星星地隐伏下来，很多具体信息湮没了，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可能凭借口传或极其隐晦的记载在小范围中流传。可是，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意识（几乎可以改说是“零星遗忘”），最终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突然绽放，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一个补注：看到数位答主认为雍正得罪了士绅，所以士绅诋毁他。这应该说是个误解。“耗羡归公”改革令州县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经费，不必以灰色手段摊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对下级官员及地方绅士的解放。可参见《州县官的银两》。）
2. 20世纪初对雍正帝的评价：“因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残暴贪婪”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
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有些污名化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语——但不妨留下这么一点结论：雍正帝在清朝诸帝中间算是被丑化较多的一人。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
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一种是民国九年出版（注意，这是汇编的出版时间，实际上所收之书的出版时间已经不可考）的《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书社标点再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在此基础上复加选辑出版，后者为易得之书，经常参与京东满减活动），另一种是小横香室主人在1936年纂成的《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近年来该书标点本反复被各种出版社再版、重印）。
这两种书籍都不是由专业史家撰写的，作为史书来讲价值很低，但却能让我们看到20世纪初的通俗读物里对雍正帝的评价。我们也无需大段撮抄史料，只需要看看《清代野史》里所收录的《清代外史》目录就知道这种书的风貌了：
另外一种《清代野史大观》里关于雍正帝的条目，也都是这类货色：
我觉得看到这里，读者大概也能搞明白了：这种书其实本质上就是宫闱秘闻，挂着“反满”的旗号满足读者较为庸俗的好奇心（事实上这是当时启蒙读物的普遍情况，见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这里面有些记载可能能追溯到前面提到的雍正初年得罪之人传谣，但大多数事情都是作者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小说再开脑洞的结果，比如说不止一种书提到吕四娘，实则此事之妄诞不言自明。
不过，对于一个在20世纪初的历史爱好者而言，他能读到的清朝史书，可能只有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侯宝林与刘宝瑞的相声《讲帝号》，里面刘宝瑞捧哏时自称最近在读清史，并列举了一些书名。现在看来，其中除了《东华录》之外，几乎没有一种正经书，原因很简单——关于清朝的正经书，在刘宝瑞的时代就是看不到的。
在这一风潮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逐渐被塑造为“弑父篡位”、“杀弟屠母”、“滥杀功臣”、“贪婪狠毒”等等，对他的评价便迅速走向负面了。
更有趣的是，一些在19世纪以前本来是普通历史读物，但到20世纪反而因其涉及雍正而大放异彩，衍生出许多和19世纪以前完全相反的解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萧奭的《永宪录》。该书本来是对雍正时期一些重要邸抄的汇编，这是18世纪常见的政治读物；但到了20世纪初，该书被当成“记载了雍正皇帝真相”的读物而被重新发现、翻印、广为流传，和该书本来的历史地位截然不同。
那么，学术界呢？20世纪初，清史还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学科，一些学者出于各种原因涉足这一领域，并以撰写通史、整理史传等方式尝试做一些学术性较高的工作——尽管它们并不很符合今天的学术规范。他们当然也会涉及雍正帝的评价，这里举一个例子，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有影印本）第889-890页：
胤禛承康熙政宽之后，出之以严厉之威，执法绳人，乾纲独揽，一时吏治整饬、财政充裕，时弊尽革，有足多者。……胤禛践阼，内苦于诸王之排挤，外困于臣僚之党习，……即应付各方，亦觉不易。胤禛首嚴吏治，戒飭群臣，則怃忽者可以知警；偵騎四出，刺採陰密，則亢逆者町以知畏。然諸王不殺，禍根難除，於是不得不採非常之手腕；雖曰阋墙禍慘，蓋亦不得已也！雍正十三年施政之本，俱用『嚴』『法』二字……胤禎嘗言：『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 非方欲寛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観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寛，當嚴則嚴而已。… 總之，寛严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滲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此種見解，極爲高明， …… 是眞能知文化之眞諦，治術之根源者矣。淸室之基礎，至此乃大定焉。康雍兩朝，其治術正相反，然 天下之事物，惟相反者乃能相成。乾隆極盛之世，卽兩朝相成之結果也。
萧一山仍然深受前面提到的通俗读物的影响，但他力图在宫闱屠戮之外去评价雍正，考虑国家治理与政治影响。应该说这种态度虽然和今天的学术范式有些区别，但比通俗读物作者无疑严肃得多。除萧一山外，孟森（这位是清代政治史的开山鼻祖人物）等人也涉及过雍正评价问题。限于篇幅，我不再抄录了。这是雍正评价问题在学术界内的起点。可以看到，通俗读物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由于史料有限，史学界想要探讨严肃问题也很困难。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下来。“史学革命”出现后，中国历史的写作重心转移到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上，对“反满”“批斗清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但清朝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无从得到进一步讨论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编写的一些教科书，涉及清朝的内容，口径基本都会来自这样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即便个别编写者对反满话语有一些成见，一个人又没有能力去读、又没多少东西可读，怎么可能单枪匹马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体系呢？
我们党早期的清史学科，也仍然无法离开这一叙事体系。从1940年代延安时期开始，清史的作用长期仅限于编写教科书、给各级学校学员作历史培训。党的文化宣传口培养出来的教学研究人员，浸淫于“民族危亡-革命有理”的叙事体系，对清朝持一简单的负面看法，是很自然的。这一历史局限性，“余荫”直至今日。
伴随着这一基本叙事，雍正帝也长期被看作是清朝的“暴君”。1948年蒋经国去上海“打虎”时，便有恨之者比之为雍正皇帝，即讥讽其敛财而残暴之意。
3. 1980后期开始，雍正帝形象走向正常化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我不是故意写这么长的。很多事情在历史学人看来属于常识，但各位读者看来未必如此，我也很抱歉啊。
1980年代，随着几种重要的清代史籍《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清史终于有了可靠的参考书。而随着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阅览档案，许多档案得以出版，清史的史料视野进入了一个爆炸状况。很多在以前不可研究的问题，比如康雍乾三朝的社会政治史，就此门户大开。可以看到，萧一山的时代，对雍正时期的改革只能泛泛而论；而随着四十大本《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出版，结合《清实录》，我们终于可以直面雍正朝政治改革的实践了。
这书电子版到处流传，想看的人可以下载来看。
到1990年代中期，雍正朝政治史的研究成为了显学，这些研究显示出雍正帝铁腕改革、博采众议，从制度的角度筹划国计民生，推动“耗羡归公”、“摊丁入地”等措施，针对粮政等展开持久的讨论与调整，并对官僚体系采取了大胆的策略，对18世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基本上是体现了皇帝的正面形象。
这方面成果最主要的体现，便是戴逸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当中由郭成康编写的“政治卷”。同一时期还有另一本著作，虽非中国大陆研究者所写，但更符合今天读者（特别是清史稍有了解的进阶读者）的口味：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州县官的银两》。直到今天，关于雍正时期改革的研究，仍未结束。（近年的研究姑举一例：刘凤云：《雍正朝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研究——兼论官僚政治中的利益关系》，《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44-64页。）
而在大众历史方面，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于1999年被改编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并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今天各位想必对这一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已经深有体会，我在此也不想再多废话，只想提示一点：这一电视剧在当时受到的评价是高度两极分化的。
《雍正王朝》幕后剧照（图/豆瓣）
我之前找过这方面情况，仅就我还记得的情况而言，当时有相当多的文化口干部（一般并非高校及研究机构工作人员，而是在其他与文宣体制有关单位供职的、会写豆腐块文章的人）及文人对这部电视剧“翻案”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用词相当……粗俗），认为该片没有是非观念、颠倒黑白、为昏君贴金、会动摇党心民心，等等。我们不难看到，这其实是反满历史读物对大众史学所留下的影响。
（这种争议性，其实和今天网上对“翻案”文章的争论很像——无法站在历史的层面讨论，就只能诉诸情感。）
4. 结论+一点多余的话
这个答案已经很长了。我在最后要强调一下这一番解释的结论：
(1) 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 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 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启蒙写作对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可以轻易地让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是暴君，而且直到近一个世纪后还有人坚持不疑。雍正帝由于其改革家形象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趋势相应和而在读者/观众心中产生了共鸣，基本上完成了“翻案”的使命，但对于形象更为复杂的乾隆帝、嘉庆帝，至今还处在很麻烦的状况。
一些不怎么读书、靠拍脑门来“编造历史”的人，可能看见一些20世纪初的野史就来对清史大放厥词；以前在北大未名BBS历史版当版务的时候，有几个人天天来粘贴这类“野史”及其读书笔记，“鞭挞满清罪恶”——要是1920年代这么干，可能还挺时髦的，时至21世纪再这么做就有点可笑了。有几位网友一直要我对皇汉之类的问题发表立场、并指责我不懂皇汉，事实上在他们列举的人走红以前（而且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早就有人干过类似的事情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回答知乎下面关于清代历史地位、清代人物评价问题的缘故——在我看来很多常见误解，都是被这些启蒙时代的反满写作留下的陷阱困住、只能在泥淖里互相殴打的结果。对于这一状况，站在岸上的人当然可以告诉他们去干点什么有用的，但硬要站在岸上的人跳下来一起打，感觉有点搞笑啊。当然也应该指出，不仅常人会中招，连许多老一辈学者——如果他们早早停止阅读新史料——也会受此限制。
解决之道，其一当然是要不断拓宽阅读面，广泛阅读史料，其二——一般重点都放在后面啦——便是要广泛汲取“他山之石”。在我看来，无论是发育较清史早得多的“前半截历史”（即宋代以前的中国史），还是学术脉络有所歧异的美国汉学清史研究，都很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和思考清史的参照，帮助我们看到那些“一叶障目”的误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先读书，再说话。了解了学术史、对一两个问题有一定的史料纵深，再来评价清朝也不迟。
最后的最后，从这个案例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明白两个道理：应该适度开放与当代政权有关的历史资料；应该允许人们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整理和讨论当代史。如果不是18世纪中后期的文字狱导致人们对本朝史事了解太少，清末民初反满思潮下撰写的野史也不会这么泛滥——当然，近代思潮东传、民族主义扬弃历史这个大背景摆着，也许一切都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