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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朝代迁都到洛阳 ?一代雄主孝文帝,迁都洛阳名垂千古,却毁了自己的北魏王朝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正是阴雨霏霏的时节。

北魏皇帝(孝文帝)拓跋宏率马扬鞭走在队伍前列,后面则是他的后宫亲眷、皇室、贵族、官僚以及百万鲜卑将士、民众。众人如同一座座沉默的雕塑,在闷热的雨幕中默默前行。

然而,一股挥之不去的烦闷与焦躁却在军中愈演愈烈,如同一只亟待引爆的火药桶。

只因众人心知肚明,此次皇帝明面上的任务是带领百万大军南下,跟南齐火拼。

但真实的目的,是迁都。

不论是习惯了风餐露宿的普通士兵,还是身娇体贵的皇室后妃,都逃不开这场注定充满折磨和隐患的长途跋涉。因此在迁都之始,便有大批宗室贵族和朝中大臣抗议此事。

谁知皇帝拓跋宏见此计不通,又搬出“南伐”大计,就是打算南下,直接跟南齐萧家父子干。

皇帝有如此的雄心壮志,于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当大军一路抵达洛阳后,拓跋宏仍迫众人“复驱军南进”。此时,随行的北鲜卑贵族终于怕了。倘若皇帝是开玩笑倒罢,如果是真的要干仗,光凭眼前这支因水土不服而疲惫不堪的军队,怕是鲜卑一族从此都要交代在这里。

面对贵族大臣们的拼死进言、跪地请求,拓跋宏心下高兴,面上却做出不满姿态:“倘若依你们,那这百万大军、粮草物资的一路损耗,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若要停止这场征战,总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如今,我们已行至洛阳,不如就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也不算白跑一趟。”

底下的鲜卑贵族们顿时面面相觑,但又畏惧与南齐交锋,于是只好相从。

自此,北魏迁都洛阳,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迁都的提前准备

从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年) 十月,孝文帝下诏营建新都起;至太和十九年( 公元495年) 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止。迁都结束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还不到30岁,尚存着几分年轻人的意气。

后世的史家在研究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时,常认为他的迁都,离不开对已故冯太后的忌惮。


毕竟,倘若冯太后还活着,必定不会同意迁都的决定。而在她死后,她所纠集的旧人势力也依旧根深蒂固。

拓跋宏身上的压力从未消失过。

每次看到平城北郊方山之上的冯太后陵墓(冯太后生性强势,死后一反随葬先帝于金陵的传统,自作主张要葬在距离首都二十公里处的方山顶上,以俯瞰平城政权),那建筑沉沉的阴影仿佛直接压在了他的心脏上。

拓跋宏自小深受冯太后的猜忌和迫害。

他幼年时,便孤苦伶仃、父母双亡。只是冯太后为了拔除外戚对政权的影响,以北魏“子贵母死”的旧制处死了拓跋宏的生母献文思皇后李氏,而他的外父母一家也几乎被冯太后屠戮殆尽。

而拓跋宏的父亲,即献文帝拓跋弘,也与冯太后颇有嫌隙。献文帝执政时与冯氏发生矛盾,年仅18岁时,便将皇位传给了年仅5岁的幼子。

《魏书·天象志三》记载为:“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

甚至有人猜测,献文帝之死,与冯太后也脱不了干系。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公元476年7月20日),23岁的献文帝离奇驾崩于永安殿。此时10岁的拓跋宏,便要开始学会一个人与祖母冯太后对峙。


当时冯太后对于拓跋宏十分严厉,甚至一度想废掉幼帝。而在生活上更是时常虐待,让拓跋宏在寒冬腊月只穿单衣、不给食物,还时常听信小人谗言,杖打惩罚幼帝。

《魏书·高祖纪下》有载:“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

好在,拓跋宏在这样肃杀逼仄的宫闱环境下,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愈发的坚韧沉稳。令得对他十分偏见的冯太后也回心转意,决意好好栽培这位小皇帝。

为了提高幼帝的文化修养,冯太后特地请了一些儒学士大夫教导他,令他从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世猜测,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前,他的心腹能臣都不一定是最早制定计划的一批人,应当还有一个汉族士人团体为其出谋划策。

虽然,后期冯太后对于拓跋宏的态度已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然而,在冯太后卵翼下成长的拓跋宏,却很难有自主权。以至于,在当时的北魏朝堂里,太后站在了政治巅峰,皇帝反倒沦为陪衬。甚至于,在冯太后死后,她的永固陵在规格和豪华程度上,都要远远高于孝文帝拓跋宏的寿陵。


这对北魏皇室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

而对于拓跋宏而言,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终于,在冯太后逝世三年后,拓跋宏发布了迁都诏书。而这道诏书一出,果然遭到了朝堂顽固势力的阻拦。

而拓跋宏决心已定,早早安排了迁都所需要的一系列准备事宜。

这项工程包含了三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一是新都的土木建设,以容纳宫廷及民间的物资转移,以及安置大量外来人口;二是迁都途中的安保工作,需要完成迁都人员的组织、协调及保密等一系列任务;第三,则是关于皇室、贵族的动员工作,这需要一个德高望重或身份极高的人物完成。

当时北魏朝廷中阻力甚多,为了完成大计,拓跋宏只能悄悄进行。在这期间,有三个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分别是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废皇后冯氏。

关于李沖和拓跋澄,两人一直以“左右手”的姿态活跃于拓跋宏的身边。在参与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宏大殿堂的建造时,李沖以“机敏有巧思”的出色表现深受称赞,一直在朝堂颇具权威;而拓跋澄兼具军事、行政经验,且位居中枢权要,是北魏宗室大臣和鲜卑贵族之中的佼佼者。拓跋宏为推进迁都工作,必定会选择自己的心腹能臣。因此,选择他们并不奇怪。

反倒是这位孝文废皇后冯氏,在相关史料上,却是提及甚少。

不过根据以上迁都的三项工作,第三条则是最适合皇后冯氏。

说到这位冯皇后,她的身世也颇为离奇。太和七年(公元485年),冯氏与其姐冯润一起入宫,冯润被封为贵人,而冯氏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其姐冯润得咯血症后,冯太后便令她也跟着出宫养病去。

如无意外,之后的冯氏不会再出现在大众视野。

然而,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年) ,拓跋宏在结束了三年的守丧之期后,为自己选择了一位皇后。原来,在冯太后掌政的期间,拓跋宏在其权势阴影之下,后宫一直迟迟未立皇后。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拓跋宏为了拔除冯太后的影响,应当不会选择冯太后母族的女子。但出乎意料的是,拓跋宏不仅选择了冯太后的侄女儿,还对之“恩遇甚厚”。

此后,冯氏便成为了北魏六宫的实际统辖者和管理人。

在迁都诏书发布不久后,拓跋宏率大军前往洛阳,而六宫南迁则是由冯氏全权负责。按理说,冯氏应当隶属于冯太后的“旧人”。拓跋宏当时,究竟有没有提前告知皇后冯氏这番迁都大计,还未可知。

2、不得不迁都的理由

除了前文提到的,冯太后的影响之外,北魏迁都还有几个原因。

其一,民生经济。拓跋宏曾对大臣成淹道:“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 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 ,故京邑( 平城) 民贫; 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从而指出,“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

便是指平都这地方没有漕运、运输不便,连累民生凋敝、难以发展。加之此时的平都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寒冷多风沙,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经常发生粮食危机。相比较而言,洛阳邻水宜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比较平都,更适合发展经济。

其二,洛阳的优势。

说实话,北魏鲜卑素来有南迁的传统。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齐纪五》载:“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

在拓跋宏之前,北魏朝廷就曾多次迁都,从塞外的东木根山、盛乐,一直到长城内侧农耕地区的平城。可见,迁都洛阳并不是拓跋宏横空出世的想法,而是拓跋鲜卑一族南迁进程的继续。

另一方面,洛阳是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是正统政权的另一代名词。而此时的拓跋宏则一心与南方争夺正统地位,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其三,便是军事需求。

当时,北魏的周边并不是一派平和,南有萧齐王朝根深蒂固,北有柔然异族虎视眈眈。三者并存的同时,也互相牵制。而且,相比南齐,柔然的威胁已然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

当时,北魏的内部阶级分化严重,从而使得军事实力跌落,与北边正大肆扩张的柔然国相比,虎狼俨然屯于阶陛。

此时的柔然势力正无限逼近了此时的北魏都城平城,倘若再不筹谋,便有被柔然围困、首都失守的危险。

但是,倘若以洛阳为都城,不仅可以避开柔然的锋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简直一举两得。

为此,拓跋宏对于迁都一事,更加势在必得,原因有三。

第一,迁都之后,南北朝可观衅而动,和平时期互派使臣,而特殊时期则可以及时捕捉战机;第二,迁都洛阳之后,更加有效地镇压当时各民族起义,以便巩固对河南、淮北区域的统治;第三,使鲜卑族人习惯南方的生活、作战方式。江南气候湿热,对于常年居于塞外的北方人而言,一时间很难习惯,常会在途中感染疾病死伤无数;与此同时,对于擅长陆野作战的游牧民族而言,长江一带素来是难以逾越的作战天堑。

而拓跋宏为了实现统一南北的美好愿景,自然也考虑到了鲜卑族人的这些劣势。因此,迁都洛阳,便是一次难得的磨合机会。为此,他暗地里训练水军,试图与南齐军队在水上一争。

然而,令拓跋宏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那天,自己便以身殉国了。

而这次迁都的坏处,也提前暴露了出来。

3、迁都之后的孝文帝

首先便是首都位置的变化,令时局愈发紧张。迁都洛阳之后,失去了河南、淮北区域的缓冲,北魏、南齐两大政权中心过于接近,令两方都是心惊胆战,稍有风吹草动便频频用兵。某种意义上激化了南北方的矛盾,也客观地推进了大一统的局面。

其次,北魏立国根基被动摇。北魏王朝的向心力来自鲜卑各贵族对于自身利益的守护,而迁都洛阳一事,则在根本上破坏了贵族们的利益。许多大臣因为不满迁都,而被贬黜官职。连不满迁都的太子询,后面也被拓跋宏囚禁、废除,最终还落得了被毒死的结局。虽然在我们看来,拓跋宏这样的铁腕手段相当具有魄力,但对于鲜卑族贵族而言,却是何等心寒。

最后,迁都洛阳也加剧了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在前面,我们就说过当时北魏国内阶级分化严重,贵族贪乐不思进取,导致军事实力飞速下降。而这样的情况,在南迁之后愈演愈烈,以元深为代表的朝廷大臣,大兴土木、爱好奢侈,宴请宾客必要炫耀自己搜罗而来的宝器、女乐、名马、锦绣,这样穷奢极欲的风气席卷北魏朝廷,加剧了北魏的腐朽衰亡。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拓跋宏去世,留下了一个隐患重重的北魏朝廷。

不过,拓跋宏的迁都洛阳,虽然加速了北魏王朝的灭亡,客观上却对于民族大一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孝文帝迁都以来,坚持移风易俗,让皇室贵族、文武百官改汉姓、易汉服、用汉语,并打通了胡、汉通婚。

甚至连鲜卑人惯用的度、 量、 衡也加以禁止,“ 改用长尺大斗, 其法依汉志为之”。 此外, 他还以汉族封建政治为蓝本,设官命职,改革官制礼仪和律令法度,“使之与两晋、 南朝无异”。

由于这番政策的推行,令得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使得北方地区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于整个历史进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孝文帝拓跋宏作为政策的主要推行者,几乎影响了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向,其功绩可谓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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