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看看符合你想象的北宋东京吗？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包括有形的实物商品和无形的服务类商品。东京人口众多，众多的人口带来巨大的消费，本地生产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大多需要依靠外来商品的供应。

在东京，有来自江淮地区的粮米、东南沿海地区的海鲜、西南地区的瓜果和丝织品、两浙地区的茶叶、江西的金橘、温州的柑子、福建的荔枝、南方诸地的橄榄等。商品供应的充足带来东京商品市场的繁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边疆民族商品甚至海外商品也出现在东京市场上，例如：辽和西夏的牛羊、日本的团扇、高丽的人参、东南亚的珍珠宝石等，外来商品繁荣了东京商品市场，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北宋东京的商品交易类型可分为大宗商品、一般商品、手工商品、娱乐业与服务业，农副产品中以粮食、肉、茶叶、食盐、水果、鲜花交易量最大，手工商品以饮食、酒、纺织品、文化用品为主，娱乐业和服务业也是商品供应的重要类型。

农副产品的供求

粮食的供求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当时的东京城，人口达百万，聚集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加之后期冗官现象严重，庞大的官僚机构加大了粮食消费。另外东京附近驻扎了百万军队，军队给养也是一个庞大的开支。

数百万的人口，以每人每天两升计算，一年需要消耗近千万石粮食。如此庞大的粮食消费量，是东京及周边的生产所不能满足的，需要依靠外来供应。东京的粮食运输，以四河所运最多，“漕运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

四河漕运具体路线表现在：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四路粮食，先运到到真、扬、楚、泗转般仓集中，然后由运粮船通过汴河进入京师；陕西诸州的粮食经由黄河经三门砥柱入汴；陈、颍、许、蔡、光、寿诸州的粮食，由蔡河运往京师，京东诸州的粮食经五丈河运至京师。

四河所运粮食种类多，运输量相差较大，在太平兴国六年所运中，总共五百五十万石，其中漕米三百万石，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占所运粮食泰半。汴河所运多为漕米，除了漕米，粟的运输量也很大。

东京更多依赖南方漕米供应，但亦有来自北方的陕西、河北、京西、开封府等地的麦、粟供应。例如陕西地区的粮食通过黄河经三门砥柱运往京师。来自京东诸路和陈、颖、许、蔡、光、寿六州的粟帛亦会通过运河运至京师，全国各地粮食产量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

淮南、陕西、江西、江东、两浙田亩数较多，二税收入也多来自河北、陕西、两浙、淮南、京西与开封府等地，其中南方二税收入以江淮湖浙六路最多，除上供粮外，东京粮食中也有部分是通过入籴所得，即国家向农民购买粮食转运至东京市场。

除上供粮和入籴之外，“入中”也是国家获得粮食的重要途径，为了满足京师的粮食供应，宋王朝鼓励商人粮食运输，通过运粮换取茶叶和盐的经营凭证。商人为了获得垄断商品，走街串巷，收购粮食，并将粮食送到国家指定的地点，保证了粮食运输。宋王朝通过“入中”政策，将地方农户的剩余粮食输入市场，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

为了保证封冰期北方漕运的畅通，北宋实行转般法，即在泗、楚、真、扬四州分设转般仓，储存东京难以运往北方的粮食，必要时通过陆路转运，保证粮食源源不断运往京师，百余万人口的东京的吃饭才有保障，不致有饥馁之患。便利的漕运使东京粮食不至匮乏的同时，也使东京能发挥“总天下之要”的功能。

肉类商品的供求

羊肉因“肉大美且性极暖，宜人食”，受到东京人的喜爱，成为东京肉类消费的大宗，皇帝御膳中的肉食仅用羊肉，羊肉在肉类中的地位高。

羊肉的供应，既有东京附近农户的散养，又有官府自养，城内的羊肉供应主要依赖官府自养。国家设置有牛羊司，设广牧指挥1126人，在城北牧羊，“掌畜牧羔羊，栈饲以给烹宰之用”，存栏数最多时达33000只之多。

城北由于受黄河泛滥影响严重，土壤盐碱化，多为草场。适合畜牧业养殖，为了便于城内羊肉供应，在东京北部至黄河的大片区域畜牧养地，待到出栏进入城内宰杀销售，除了周边的官府自养，民间上供也是羊肉供应的渠道，如绛州，“岁市羊数万供京师”。

除了羊肉，猪肉的消费也是一大宗，猪肉的来源为养猪业和贩猪业，养猪业的供应主要来源于不东京周边，《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京郊人家养猪的场景，贩猪业为远郊及外地的供应。朱雀门外有一条杀猪巷，每日从南熏门进入的上万头来自京郊和外地的生猪。

进入京城的猪会被送到杀猪巷进行宰杀，供应东京的猪肉消费，“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为了保证肉质的新鲜，通常晚上宰杀，天明即开始贩卖，日夜轮作。

北宋时期的开封周围水域广阔，有河流、湖泊、沼泽分布，“西有陂兮万顷”，东北有白羊陂，孟渚泽，开封城内外有蓬泽、沙海、灵召池等，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无数，广阔的水域为鱼类生长提供了天然环境。刘攽的诗写出了东京渔民在护龙河上打渔的热闹场景，可见东京周边鱼类资源的丰富。

民间贩鱼小贩也会走街串巷进行贩卖，为了方便东京居民购买，外城西、州桥南等水运便利处设有鱼行，“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除了本地鱼类供应以外，来自黄河淮河的鲜鱼也会通过运河运输至东京市场，即使在冬月，供应依然不断。

借助于东京的便利水运，南方的海鱼也被大量运送到京师。除了羊肉、猪肉、鱼之外，鸡鸭鹅以及野味也成为东京市民饮食消费的一部分，北宋东京有专门以杀鸡为业的人,京郊居民狩猎打得的野味也会进入饮食市场，且价格便宜。

茶叶的供求

北宋东京城内多茶肆茶楼，这与其好饮茶的习惯有关，李靓言：“茶……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也”；梅尧臣亦言：“华夷蛮貂，因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吸而不宁”。茶叶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茶有两类，片茶和散茶，茶之用有三，茗茶、末茶和蜡茶。茶叶贸易是商品贸易中的大宗，成为来往南北的重要物资。北宋茶的生产和运销是官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利”，因此茶叶贩卖受到统治者的严格管制。

北宋又颁布《禁私贩茶诏》：“民茶折税外，悉官卖，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餐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者一贯五百，并持仗贸易，为官私擒捕者，皆死”，对私自贩茶者给予严厉打击制裁。

我国茶叶主要产自东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据《宋史》和《文献通考》记载，北宋时期的产茶地区，主要分布在荆湖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淮南路、福建路和成都路、利州路。“至和中，岁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万斤，江南三百七十万斤，两浙二十三万余斤，荆湖二百六万余斤，唯福建天圣末增至五十万斤。”“蜀茶岁约三千万斤”。

为了更好的管理茶叶贸易，宋王朝在东京、汉阳、蕲口设立榷货务，在湖南、湖北、京畿地区执行禁榷制度东京数百万的人口基数决定了茶叶需求量的巨大，东京不产茶，茶叶消费需要完全依赖漕运。茶叶运输陆路和水路兼有，一般采用水路，仅有部分短途转运采用陆运。

东南两浙、福建等地的茶叶运往东京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路从庐、寿、正阳等州军运往京城，一条是东路“取东路真、楚、泗、宿、亳州、南京经过上京者，依贩买汉阳榷务等处茶例，并依经过去处，正收钱税，更不立借路名目，依元日限于在京榷货务送纳。”

东西两条线路并行，保障了京师的茶叶供应。东京庞大的消费量促使大量的茶叶输入京城，人中贸易的盛行，加之茶叶贩卖利润高，在金钱的驱使下，各地的商人借助漕运，把东南地区的茶叶输送京师，活跃了南北茶叶市场，也使得贩茶成了东京诸行业中比较发达的一种行业。实行了“入中”政策，即商人运粮以换取贩茶权利，使得商人在获茶利的同时也保证了京师的粮食充足。

盐的供求

食盐自被发现，就成为生活必需品，是维持生存的必要物资。盐的分布特点呈现出地区分布不均衡性，有些地方盐的储藏量很大，而有些地方却贫瘠几无盐可寻，无盐区必须依靠商人运输获取，这就造成盐的市场流通性自古很强。

北宋时期，“朝廷大费，全籍茶盐之利”，盐的生产与销售基本在国家的掌控之中。东京的盐以解盐为主，“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利、燮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自余皆食海盐”。

为了保证京城盐的供应，宋廷在运输上为盐商提供便利，“诏在京通行解盐，其在京合经州县地分内亦许通行，仰措置财用所相度”。东京食盐输入量大，食盐输入以保证东京巨大的食盐消费.

鲜花、药材、水果的供求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鲜花作为享受型消费品的代表，逐渐走进市民的生活。宋代的花卉不再局限于自我欣赏，开始呈现商品化，出现专门的种花人和卖花人。

在鲜花供应上，除了当地的菊花、腊梅、荷花外，还有部分来自南方的时令鲜花，邓州有“贡白菊花”，琼林苑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外来鲜花供中以洛阳最多。洛阳每培育出新品种都要向京城进贡，在满足上层统治者的同时，也丰富了东京的鲜花市场。

东京本地不具备药材生产的条件，需要依赖地方药材输入。地方运往东京的货物中，存在大量药材，他们或被送往宫廷，或进入民间市场，出现在宫廷药局、民间各药房以及市场药贩摊子上。

北宋时期的药材种植比较有名的是有邓州的白菊花、甘菊花，郑州的麻黄，汾州的石膏，开州的车前子，眉州的巴豆，分区州的革豆，寿州的生石解，莱州的牛黄、文蛤、七孔决明、海藻、牡蝠、密州的牛黄、海蛤，宣州、款州的黄连等，来自江淮、两浙、巴蜀地区的优质药材会搭上漕运船进入东京市场，服务统治阶级、官僚阶级以及东京市民。

成都路为药材的重要产出地，药材分布广且种类多，两浙、福建等地产与海洋生物相关的药材。药材整体分布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趋势，除了本国药材供应之外，还有部分舶来品，例如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的香料、香药等，也会同地方药品一道通过运河进入东京市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饮食上的需求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水果需求量也随之提升。汴京市场上水果丰富，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在东京都有售卖。

手工业商品的供求

饮食的供求饮食业作为专门进行食品加工的行业，是最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手工业，在东京，无论大街小巷，还是河岸船坊，几乎处处都可找到小的饮食店铺和大的酒楼，这与东京城居住着大量的消费人口且人口分布广有关。

东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往官僚、客商、游客等皆在此处汇集，各种口味也随之集合，多样化的饮食店铺便应运而生。东京的饮食店铺不仅有北食，还有南食、川饭、面食店、饼店、分茶店、馄饨店、粉食店等，饮食样式也相应增多。

庞大的饮食需求衍生了一批专业饮食制作者，为了在竞争者中更加占据优势，个体专卖者很是善于发掘自身特色，比较有名的饮食店铺有：“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熬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

东京居民有饮酒的习惯，上自豪绅贵族，下自平民百姓，无一缺此，仅白矾楼“饮徒常千余人口”。东京市民饮酒人数多且饮酒量大，单从宫廷用酒来看，就呈现出逾年递增的现象，太祖、太宗时每年造酒用糯米八百石，真宗时用三千石，仁宗时竟高达八万石。民间酿酒也同样如此，神宗时期，东京酿酒业发展到顶峰，国家每年拨作酿酒的糯米就有30万石。

官方造酒机构有两个，官府造酒归法酒库与都曲院掌管，两者都是为宫廷服务，一般流通到市场上的较少。都曲院掌管造曲，宋继承前代的曲酒专卖制度，即所谓的“榷酤法”，“即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民间造酒需要到都曲院领取酒曲，而且领取数量有严格的限制。

纺织品的供求纺织印染业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大量人口集聚的东京，纺织印染业市场广阔，加之国家安排大批优秀工匠聚集于京师，推动了官营纺织印染业的发展，也使得东京纺织品商品化程度居于全国首位。

东京有着全国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官营纺织印染业。东京的官营纺织业主要设置在绫织院，太祖时期，“初平蜀，得锦工百人，始置院”。随着市场的扩大，工匠人数不断增加，到太宗末期，绫织院已发展成为拥有工匠一千零三十四人、锦绮织机四百多张的大型手工作坊。

与纺织业紧密结合的是印染业，东京官营印染主要在西内染院和东印染院进行，其中东内染院“掌受染之物，以给染院之用”，即为西内染院服务的部门。刺绣方面有文绣院，宋徽宗崇宁三年招收刺绣工人300人建立了文绣院。服饰制造有裁造院，“杖裁制衣服以供邦国之用”，有工匠267人。

纵观整个京师，官营从事纺织印染服装制造方面的工匠就有两千余人，使东京发展成为全国纺织印染服装制造中心，所产商品在供应宫廷和东京市场所用的同时，还通过运河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民间也广泛存在纺织印染，相国寺前、传茗坊等处均有大染坊，紧随市场流行趋势，各种颜色均可煮染。文绣院设立之前，国家所需刺绣物品，需托付民间代为制造，“皆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值”。相国寺东有一专业刺绣区，“皆师姑绣作居住”。

京都服饰引领全国时尚发展的潮流，京都人民对服饰的样式、花色很是考究，因此民间所绣绣品需随着市场发展的形式不断更新，绣出不同花样。东京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纺织印染品需求量很大，地方纺织业发达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商品。

“蜀中富饶，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两浙“缣绮之美，不下齐鲁”，“河北衣被天下”，更有抚州莲花纱，“拈织之妙,外人不得传”另外还有西北地方的皮毛，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麻纺织品，虽年产不足400端，各地优质丝织品通过上供和商业贸易进入东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