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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四大疑案中的妖书案是怎么回事?

妖书案是晚明一桩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是一场由于国本之争引起的东林党争事件。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第二次妖书案与伪楚王案、劫杠案共称“楚宗之乱”或“楚宗之争”。

  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就是因为这部书,他被卷入“妖书案”

妖书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结案,一方面暂时结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党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顽疾。

背景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本是一普通宫女,在慈宁宫侍奉慈圣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来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刚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离开时,发现了清秀可人的王氏,于是私下临幸。按照宫中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明神宗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私下临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慈圣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生,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为难王氏,还十分高兴地召来明神宗询问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幸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什么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实在无可抵赖了,明神宗才红着脸默认了。明神宗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此他对王氏都没有什么感情。慈圣太后却是一位贤后,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且告诉儿子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恭妃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啊!”

十月怀胎后,王恭妃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王宫人虽然被立为恭妃,但皇长子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正月,宠冠后宫的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机灵,明神宗与她情深意笃,一直保持终生。由于皇帝对郑妃言听计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一直是一个朝野注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

因为明神宗皇后无子,郑妃又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儿子后,明神宗立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王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是郑妃专宠。大学士们担心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于是上疏请册立东宫,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之语。但明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拖延,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大臣力争,要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宫廷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第一次妖书案

背景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东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刻了新版《闺范图说》。

明神宗万历皇帝

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更为糟糕的是逐渐有人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经过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皇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结果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二次妖书案

背景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经过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磅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

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沈一贯因为楚太子狱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上书告发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案”和“楚太子案”两案同源。达观大师紫柏真可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整整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当前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结果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不了了之,“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之后,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两白银。运送途中,在汉阳被不满朝廷处理方式的楚国宗室朱蕴钤纠集数百人劫走。地方通判等官当场拘捕了带头行劫的宗犯32名,送往狱中。继而楚王宗族群起闹事,突入府院,想要夺回银两和被捕的宗人。副使周应治(鄞县人,任广东参政时在惠州建“天泉书院”,见叶梦熊《天泉书院记》)等无法约束,甚至被殴,只得匿身民间。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赵可怀,本熟悉楚藩情况,因之前办理“伪楚王”案中顺沈一贯意,宗藩恨赵可怀不公,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史称“劫杠案”。

过了一段时间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明朝历史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精神错乱,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

妖书案后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明末三案”,事实上都是东林党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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