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央集权制经济侧面的速写，“盐铁官营”的前世今生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是以核心职权收归于中央政府、同时削弱地方政府控制力量为特征的政治制度。

历逾2千多年，深刻得影响了中国政治生态的走向，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央集权制度萌芽于商鞅变法，肇始于秦始皇一统六国，固本于西汉，培元于隋唐，完善于宋元，臻化于明清。

当今，分析、解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历史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

本文试着从经济的角度，以“盐铁官营”为片石，掷切入历史的湖面，看看在中央集权制度几度跳跃的轨迹之上，到底能溅起多少有益的思想涟漪。

尽管，中央集权制度看上去，是一个高冷的政治问题，常年泛着朴旧而犀利的包浆，喝阻着热议对它的反复摩挲。

但内生犹太血统、外裹日耳曼哲学的《资本论》的手稿中，有这么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却让我们依稀看到这个高冷美眉的眉目中，怯怯生发着的脂粉气；

而出自世所共誉“内圣外王”的《道德经》中，那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古训，更让我们轻易地闻到，这个美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浓妆之下，隐隐透溢着的烟火味。

好，给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的阐述，来个经济侧面方向的速写吧。就以至今依稀有部分遗留、并为世人皆知的“盐铁官营”的前世今生说起。

一，集权的概念，多层次的对比和表述

集权又叫专权，是权力决策方式的表述。

企业组织的集权或分权，往往与高层管理者的个性和管理哲学有关；而政治组织的集权或分权，就古代中国而言，除与中华文化有繁茂的攀蔓之外，绝对与广袤的地域强烈相关。

与公司初创时天然的集权，以及越大的企业，越善于分权截然不同；

在信息难联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国的古代政府，面对着上百万平方公里控制的力所不逮，和“一统天下”民族文化要求的两相诘难之下，终于创造性建立起，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庞大地域的政府。

他的必杀技，就是“中央集权”；

他的第一个大名，叫大秦帝国；

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前221年。

比那个时期晚了近200年，在巅峰时期控制了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号称在世界史上，控制国土面积最大的君主制国家——罗马帝国，才刚刚呱呱落地。

看到历史上的盖乌斯·屋大维，用元老院主持的共和制，羞答答的来回遮掩着硕大的帝国身躯之时，一打听，其壮硕的体魄，原来也是用独裁牌帝制的奶粉喂大的。

即便算上一分为二、灭亡于不同时期的东、西罗马帝国，最迟一千多年以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便分崩离析为小国成群的欧洲、部分的北非、部分的中东。

自由民主像旭日般升起之时，疆域控制力若残月般消隐而去。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意，也许是傲娇，中国史书将承载着古罗马文明的罗马帝国，也称之为“大秦帝国”。

与此同时，中华帝国正稳稳当当地跨入中央集权制度的次巅峰时刻——大明王朝。

离最为灿烂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大清王朝，还有二百多年的距离。

谁叫咱中国人聪明伶俐又可爱，把本来因疆域辽阔，而势成两难的文化传承和政治制度，嫁接在一起的手段，又是多么得史无前例的高明！

一切皆应归功于伟大的、悠久的、久经考验的儒家文化所创造的中华文明。

这是在地球上其它三大古文明所无法企及的，中华文化高踞于世界文明的软实力高纬度上的卓越。

二，“盐铁官营”的前世，启蒙期的因缘际会

“盐铁官营”的肇始，当溯及至春秋时期的管子。

管子即为大名鼎鼎的管仲，他是齐国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号称“春秋之首相”。

是个拨于瓮牖、名扬天下的贤相，官居齐国之上卿（上卿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一职）。

据《管子·国蓄》记载，“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大意是，百姓的心思很是单纯，一眼就可看穿。一般他们都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朴原始的理念。

当看到统治者给予其利益时，总是齐声雀跃归附；看到统治者剥夺其利益时，则一律怨声载道。

这全是因趋利避害的人性所掣肘或左右的。

先王在治国时，深知其理。在给予百姓利益时，总是大张旗豉、态度鲜明，让没有文化的百姓也能理解其所作所为；

在剥夺百姓的利益时，总是不假于形、不动声色，所以，百姓只看到先王给予的利益，而看不到先王剥夺其利益的举动。

"租籍"（旧时对田赋和各种税款的总称），是强制收取的；"租税"，是经过谋划后索取的。

霸业之君，在收取政府的费用之前，往往会尽量避免强收的方式，而采取有谋略的索取方法，这样，天下万民就乐于归附于这个国君的麾下。

这种巧妙的、不假于形地收取政府费用的方式，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为保证政府运转、生存、发展，而科税于民的滥觞。

将税、费打进民生货品之中，总要比赤裸裸向百姓凭空收取捐税，要令人赏心悦目得多。

在那个启蒙的封建时代，能将硬朗的治国权术，融入柔和的驭民艺术，此公不愧为“春秋第一贤相”，老成谋国、柱国栋梁！

另外，管仲还向齐桓公创造性地建议，“唯官山海为可耳”，意思是把除了耕地以外的山川林泽管起来，也是大大地为国生财之道。

山川林泽，可晒盐炼铁，而盐辅民食、使铁耕田，两者均力主民心之向背，如果由国君善加利用，则天下大定矣。

而且，由于盐、铁等刚需产品有天生的大流量，不知不觉之中，皇家的内库，早已汗牛充栋、贯朽粟陈。

常常，古代比喻帝王无所不至的皇威时，会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来形容。

也就是说，举外包內、四海众山皆属帝王私属所有。

现在看来，从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古人用“土”、“滨”两字，来论证帝王赫赫之霸气，确实是力透纸背、字举乾坤。

由此，管老大向齐桓公水到渠成地引出了“盐铁官营”的理念。令齐桓公深刻地理解了，怎样善用人性之趋退，来提振经济和富国强兵。

盐、铁是国君私有的山川林泽的衍生物（耕地为政府所掌握，山川林泽为皇家所私有），又因为盐、铁是百姓生存下来的必需品。

垄断盐、铁资源，不仅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还能及时弥补政府所收得的田租、人头税的单薄和不足（换句话说，在紧急时刻，皇帝会动用内库的收入，来支援政府的用度）。

由此可知，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及漫长的中央集权制时期，“盐铁官营”之后，其领域一直是皇家的禁脔之地。

仅从官盐的收益来说，经常是“民叁其力，二入为官”。盐之三分之二的单价收益，皆归皇室所有，加上人人皆须食盐之天量。

两相相乘，面对着如此大的诱惑，盐业遂无论是从产权归属上，或是利润分成等方面，古代政府或皇室，是决不允许芸芸众生插手控制盐业的。

当然，这时的“盐铁官营”，尚处在启蒙的封建时期。

三，“盐铁官营”的今生，最为出彩片段的剪影

中央集权制度是个笼统的、大而有当的政治表述。它的经济逻辑的归因，必然是在中央财政上的集权（专权）。

随着封建制度和“井田制”的陆续崩溃。中国进入了“大一统帝国”的时间，大秦帝国的建立，经过西楚王朝短促的分封制回潮，以及5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的前摄影响。

步入西汉之初，所有开垦过的耕地，渐渐由封建时代的周天子所有，变成事实上的私人各自分散所有。

但山川林泽，名义上还是归帝王所有的。

其实，也就是设设关卡，收收聊胜于无的“山泽税”，以此证明所谓的帝王，对山海资源名义上的拥有。

如果没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如果没有连年犯边的匈奴，也许中央集权制度，因为没有“盐铁官营”在经济层面上的润色，而败像纷呈、半途而反。

因为在汉之初，大汉政府有回归无为而治的“小政府”的迹象。

公元前124年到119年的几场驱匈之战。在大将军卫青脱颖而出、封狼居胥之时，也是大司农左支右绌、入不敷出之刻。

销声匿迹了300多年后，令罗马帝国和整个欧洲闻风丧胆、横扫欧洲的“上帝之鞭”——北匈奴的首领阿提拉，就源自于当初被汉武帝所驱逐、差点被灭族的匈奴部落。

由此可见，大汉王朝当时的实力，要远胜于300多年后，西方的骄傲——罗马帝国的国力。

然而，如果不是汉武帝及时启动“盐铁官营”的“国进民退”，仅靠收取有限而恒定的农业税、人口税的大司农（政府财政官员），去支撑因战争而日益窘迫国家财政的危局。

那么，“上帝之鞭”的尖锐啸声，将会提早300多年，呼啸着、撕裂了大汉王朝静谧安宁的夜空。

掌管皇室的收入，收之于山海资源（盐、铁等资源）的少府（皇室内库财政官员），秉承圣旨招募民间的商业奇才（桑弘羊，郭咸阳等敛财能臣），来从事内库的财政工作。

同时，汉朝还制订了严厉的法律，和任用酷吏的方法，来惩治私采盐、铁矿的民间行为；并取消了对民间采集盐、铁矿科税的宽松政策。

根据史料记载，汉朝突然宣布盐、铁矿资源，自采掘端到生产端，再到贸易端，统统由少府派驻到各地的官员来控制。

这些官员密布于矿产地、运输线路上、销售地的每一个角落。

民间原先从事采盐、铁矿的百姓，只能以“为国打工”的方式，参与到生产端的采集和生产之中。

所有的生产计划的决定及下达，以及收购、销售计划的完成，完全由大汉官方来定夺和实现。

由此决定性地逼退了汉朝民间的商人，对山海资源无度地摄取（因为民间采集资源，是各自为政、毫无计划的）。

一时之间，少府的皇室财政收入一骑绝尘，将大司农的政府财政收入撇下老远。

杀伐决断的汉武大帝，痛快的牺牲了皇室的既得利益，及时地打通了内库和国库的通道。

源源不断的财富，接连地流向大将军卫青的军营，牢牢地支撑起卫青、霍去病，独步天下的军事才能。

并让他们的才能，在后续对匈奴的作战中大放异彩。

然后，用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的现金流，渐次淹没了一向号称骁勇善战，却囊中羞涩的匈奴骑兵，连打了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略反击战。

最后，以漠北之战的一锤定音，彻底打折了匈奴灵活矫健的马腿，断绝了匈奴频频劫掠汉朝财物贪婪的念想。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此4役，总歼匈奴军队近20万之众。让族人少寡、兵民兼用的匈奴，刚刚从沉浸在“和亲”的温柔乡中醒来，便接连吃了数个“血亏”。

从此，匈奴一见猎猎汉旗，闪现在地平线之上，就拨马便逃，跑得比兔子他爹还快。

此举，完美地展现了农耕国家对游牧民族，雄厚的先天优势；

完美地烘托出中央集权制度，那强有力的国际形象；

完美地扭转了“集权的大政府”，向“无为的小政府”转变的颓势。

自此以后，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

不论是外族、汉族入治中原，不仅衣钵承传了“盐铁官营”的财政手段，且少有更改；

还循规蹈矩地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思想。

看上去，这既像受拜于危局、时势之所赐，又像承蒙于大帝、英雄之所为。

那么，到底是危局时势成全了英雄，还是英雄引领了时势替转？这还真说不准。